“創新是推動發展的重要動力。專利是保護創新的重要手段，同時也是鼓勵創新的法律工具。”
從地理大發現開始到今天，西方發達國家一直傾向于認為他們的科學發現和技術成就都是其自身努力的結果。并且這個結果通過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理論支撐，在“因信稱義”宗教信仰加持下，使得掠奪在西方主流學術理論上被包裝得極具正義性，而故意忽視西方世界在對世界500年財富大劫掠下，海量資本投入局部市場后引起科技水準從量變到質變的歷史衍進。
不可否認，歐洲采摘文明的衍進使得個人主義在推動現代文明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由此來否定或貶低農耕文明為抵御自然災害和外來入侵而形成的集體主義創造性卻是荒謬的。
不少人將重慶山火和美、英、澳三國山火的應對差異歸根于制度差異，而忽視了制度是文明的派生這一基本內涵。采摘文明或者說游牧文明天然不具備與自然災害抗爭的內在機制，哪怕是已經建立了現代化國家制度。這一點我們可以拭目以待在降水帶北移所造成的全球氣候變化中各國的應對措施。還有可能的是降水帶北移這種回歸性氣候變遷的最終結果或許將證明哪塊大陸才是文明誕生的源頭，哪些所謂文明是難以自圓其說的。
西方主流文化認為個人主義文化由于注重獨立性和唯一性，因而更適合個人的創造性。馬克斯·韋伯在二十世紀初提出了有利于資本主義發展的“資本主義精神”的觀點，認為西方基督教文化在新教革命后形成的“新教倫理”，特別有助于資本主義的興起。而中國儒教的集體主義精神因缺乏合理化資本主義所要求的工具理性、專業分工、職業訓練和獲利的經濟思想，不僅無助于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形成發展，還構成了其障礙。集體主義文化由于追求團體和諧與融洽，個體獨特、與眾不同的想法和行為常常受到批評，因而集體主義文化對個人創造性有顯著的消極作用。當深受儒家集體主義思想影響的東亞各國經濟在上世紀70年代后的迅速崛起后，對韋伯命題提出了重大挑戰并構成了反證。
他和他偉大的老鄉卡爾·馬克思同樣不了解“遙遠的亞細亞生產方式”，而區別在于后者謙虛的承認自己的無知而前者是無知無畏的下了結論。韋伯認為，中國的集體主義、家族倫理觀念是同資本主義背道而馳的，而實際推動香港、臺灣、新加坡經濟發展的工商企業基本都是家族企業。在這些地域，儒家“齊家治國”的集體主義意識激發出了強烈的發家富國的民族主義精神，而且源于宗法社會的“孝”、“悌”觀念也成為企業中處理上下級及人與人關系的準則，從而表現出東亞獨特的具有人情味、重視團隊和諧、遵守紀律、信奉權威的企業文化和企業精神。
有意思的是近似東方集體主義的日耳曼團體主義是被拆解破碎后少部分思想被納入以盎格魯·撒克遜人為主、以西方中心主義價值觀為核心建立的現代社會管理制度。這大概和日耳曼人是兩次世界大戰的發起者和失敗者從而喪失了大部分話語權有關。
集體主義價值觀的明顯特征是集體利益導向，個人關注集體的需求，為完成集體的目標而努力工作，為了集體利益甚至犧牲自己利益。對于集體主義價值觀高度認同的個人，當組織提供的有關資源不能滿足自己期望時，他們愿意克服困難，提高自己的創造性。
在創新研究中，針對某一特定的問題，產生盡可能多的方案的能力通常被稱為發散性思維。與之相關的發散性思維測驗有很多，通常會要求被試產生盡可能多的、不同的想法。發散性思維測驗在創造力研究中很常見，研究也證實了發散性思維測驗的結果與實際生活中的創意性行為的相關性較好，如獲得專利、寫作以及創業等。
在現實中，群體也會被要求產生盡可能多的創新性想法，這種團體創造力或組織創造力通常被稱為“頭腦風暴”。從認知的角度，當個體被要求產生想法或方案時，他們通常要從記憶中檢索已有的知識經驗。問題就在于，個人在獨自生成想法時，容易陷入僵局，會忽視一些不怎么相關或者不常見的想法。而在團隊中，團隊成員的互動則會產生一種“誘發效應”，即其中一個成員提出的想法可能會進一步誘發另一位成員去檢索其容易忽視的知識領域，眾多實證研究的結果也證實了這一誘發效應。當進行“頭腦風暴“時，如果團隊能夠積極地給予反饋，那么個體的表現就會更好。
眾多研究結果顯示集體主義價值觀和環境相互作用，對創造性有顯著促進作用，展現了集體主義價值觀對創造性的間接積極作用。集體主義者能珍惜組織的支持和鼓勵，把組織支持和鼓勵轉換為動力。集體主義中的個體希望被集體認同,因而最直接的方法是得到上級或同事的認可,如滿足上級和同事的要求等，因而，相對于組織和工作創新需求而言，上級和同事的創新需求能更有效地促進集體主義中的個人創新。在環境與個人匹配時，個人的創造性能達到最優。相反，個人主義中個體的工作動機大多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利益和目標，他們更傾向于與組織建立短期的經濟交換關系,而不是與組織或團隊發展更深入的社會交換關系。
創新是推動發展的重要動力。專利是保護創新的重要手段，同時也是鼓勵創新的法律工具。現代知識產權制度的設計初衷，是通過對創新者利益回報的保障來激勵創新，進而促進技術創新能夠推廣使用，推動整個社會的創新以及整個社會福利的最大化。
但是，隨著技術專利從保護手段逐步演變為競爭工具，專利陷阱、專利壁壘已成為關聯企業遏制同賽道追趕者、前行者的重要手段，目前正在全球市場上加速蔓延。
專利權人故意模糊或隱藏權利要求，誘使對方無意中侵犯其專利權，進而提起專利訴訟并高額索賠;或者密集布置相關專利，導致對方難以回避這些專利，被迫交納高昂的專利許可費。種種手法，可謂層出不窮。
作為古代社會分封制度嬗變而來且已經運行50多年現代知識產權制度，是依據知識產權獲利而發展起來的資本在技術資本化的華麗轉身之后，從資本的屬性去審視科技創新，并制定的知識產權法規。繼而進一步依據資本進行社會財富分割是這一制度建立和鞏固的原動力。尤其是其中的20年專利保護期制度，面對當下的人口數量和經濟結構，可以說已經不適合當今的社會發展。全球競賽中贏家對邊際利潤無休止的追求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阻力。
“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2500年前，左丘明在《國語》中就提出個人獨享資源、財富的弊端，更鮮明的指出資源、財富歸于隸屬個別人的小團體，將會遲滯社會的發展。在倡導共同富裕的今天，大力導引、推進專利權人的國有屬性、集體屬性將會成為實現這個目標的有效助力。
極具日耳曼財產法和團體主義特征的“專利池規則”在德裔美籍商人艾薩克·梅里特·辛格Isaac Merritt Singer在1856年推出“縫紉機聯盟”后逐漸完善，提升競爭優勢、降低專利交易許可成本等顯著特點對后世的技術發展和技術轉移都產生了積極和深遠的影響。
通過將國企、央企掌握的非核心專利，私企、個人手中有價值的因種種原因沒有進行市場應用的沉默專利對地方政府進行轉讓或授權，地方政府用以打造以產業聚集為目的的招商共同專利池，進行產業集群內部企業相互授權。同時確認其知識產權的雙重所有權。政府作為知識產權集合體的法人財產權擁有者，享受知識產權收益的初次分配和進行該收益后期的社會再分配。如此，不但能改變目前知識產權領域補助、獎勵等政策的一些負反饋效應，改變地方政府的招商模式，還能逐步探索生產資料公有制、合作化、按勞分配的共同富裕模式。
先秦時期“齊饑晏子因路寢之役以賑民”的思想在當代應該有新的生命力。
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中提出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其中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同科學社會主義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當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權力轉移正在進行，同時科技創新的速度亦在加快。在承認知識、個體能力對經濟增長、社會發展和人類福祉的重要性的同時，中國應該帶頭建立一套與現行知識產權制度相比更加公正、平衡、符合國情和具有中華文明傳承特點的制度。
(原標題：文明、專利和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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