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學院(以下簡稱MIT)是一所世界著名的私立理工科技研究型大學，位于美國馬薩諸塞州波士頓都市區劍橋市，成立于1861年。經過了150多年的發展，如今是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學，以頂尖的工程學和計算機科學而著名。今天秋凡科轉就帶大家一起了解麻省理工學院的創新和技術轉移。
第一篇
深度｜麻省理工為什么能出那么多諾貝爾獎獲得者？號稱世界第十大經濟體？
來源：正和島、秋凡科轉等，文：宋志平
2019年3月，時任中國建材集團董事長、世界水泥協會主席宋志平應世界銀行、國際金融公司、多邊投資擔保機構三方聯合邀請出席了在華盛頓召開的“能源及新氣候經濟：難以轉型行業”論壇并發表主題演講。在美期間，宋志平還到哈佛大學商學院作了案例演講，并到麻省理工學院進行了深入的調研和交流。宋志平對麻省理工學院的教育和創新體系感觸頗深，撰寫了《從麻省理工看產學研創新體系》一文，記錄這次的學習之旅。
2019年3月上旬，北京已是春意漸濃，但波士頓依然寒風料峭，白雪皚皚。世界兩所最著名的大學，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相鄰而立，坐落于查爾斯河畔。
本次訪美，我作為世界水泥協會主席，先到華盛頓，圍繞著水泥行業減排的主題與世界銀行的官員們進行了交流，然后應哈佛大學商學院和麻省理工學院校方的邀請，來到波士頓，踏著瑞雪，為哈佛大學商學院的同學們作了案例演講，并訪問了麻省理工學院的機械工程系、媒體實驗室和MIT全球產業聯盟等機構。
麻省理工學院是我本次訪問的最重要一站。
麻省理工學院(MIT)創立于1861年，從1865年開始招生，大約1000名教工，4500名本科生，6500名研究生，占地0.67平方公里，擁有5個學院，沿著波士頓查爾斯河一字排開。
MIT走出了66位美國工程院院士、79位美國科學院院士、31位美國醫學院院士，以及75位諾貝爾獎得主，目前有10位諾獎得主在校任教。
這里也是一個創新基地，麻省理工的校友們創建了三萬余家活躍的公司，共計雇用了450萬名員工。
更讓我們感到吃驚的一個數據是，由MIT校友創建的公司每年總計收入為兩萬多億美元，位列世界第十大經濟體。
就像舊金山的101公路和斯坦福大學的關系一樣，波士頓128公路主要依托麻省理工學院，以路為軸，聚才興業，積聚了數以千計的研究機構和技術型企業，形成了世界聞名的高科技創新走廊，兩者分別創造了麻州奇跡和硅谷奇跡，在美國東西部相映成輝，成為著名高校與區域經濟互動發展的經典案例。了解MIT的創新路徑和大學精神，對我們的產學研合作創新和培養企業家精神將會非常有裨益。雖然由于行程的關系，只有短短一天的時間在這里進行訪問和交流，能夠見到和聽到的十分有限，我依然覺得收獲滿滿，受益良多，有三個方面的認識尤為深刻。
128走廊上創新企業星羅密布
一、教學、研發與市場的緊密結合
和我會談的麻省機械工程系剛剛卸任的系主任陳剛教授，他身兼美國人文與科學院、美國工程院兩院院士，是華人科學家的驕傲。獲知陳剛院士早年畢業于華中科技大，而我也是該校畢業的博士，大家算來是校友，這一下子拉近了大家的距離。在他擔任機械系系主任十幾年期間，麻省機械系成果卓著，人才輩出，綜合排名長期位于全美第一。從陳剛院士的介紹中，最強烈的感受是他們創新的教育方式和開放的研究體系，是開放和跨界的融合。該系的研究范圍遠不是我們傳統的機械工程概念，而是涵蓋了非常廣闊的范圍，從機械工程延伸到生物工程、能源與環境、海洋、微納米材料等領域，產生了人造皮膚發明人Yanni Yannas、3D打印鼻祖Ely Sachs等著名科學家。陳剛院士本身在國內以前是學發電和鍋爐專業的，來美國以后，他的研究領域延伸到了發電/儲能材料和裝置，導熱/隔熱材料，乃至污水處理和海水淡化等方向。他的熱充電電池被《科學美國人》雜志評為2014年改變世界的十大想法之一，諸多發明屢獲殊榮，成果斐然。 MIT特別鼓勵學生的創造，學生們的研究和論文方向不必局限于他們的學科，專業上不設界限，可以以他們自己的興趣為主，老師覺得好就可以;但同時，教授帶學生必須要找到經費的支持，而這些經費的取得往往來源于企業和市場的需求，得不到經費就無法開展研究，這樣，創新的想法就緊緊結合到了未來市場和實際應用，使研究的選題更加精準。我也了解到企業如果能資助和支持項目的話，知識產權仍歸高校所有，但可有優先使用權，這是非常有效的一個機制，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示。
二、著眼于開放交叉和前沿科技
麻省理工的媒體實驗室(The MIT Media Lab)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機構，它成立于1980年，本身來源于計算機系幾個教授一些跨界的、甚至異想天開的想法，所以曾經一度要被撤銷，但麻省理工最終還是給了他們繼續嘗試的機會，后來誕生于計算機系的這個機構竟然加入了建筑及城市規劃學院，從這里誕生了麻省的3D打印等眾多優秀技術，也給美國英特爾等公司的崛起提供了強勁的支持。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是一個致力于科技、媒體、科學、藝術和設計融合的跨學科研究室，其使命為“創造一個更美好的未來”。老實驗樓由畢業于該校的著名華裔建筑師貝聿銘設計，新實驗樓由日本著名建筑師楨文彥設計。媒體實驗室致力于研發最新的計算機科技，當中許多屬于最前沿的科技發明，以概念性產品為主，到處彌漫著一股創新活力，跳動著數字時代的脈搏。
媒體試驗室充滿神秘和傳奇媒體實驗室的創新研究是探索性研究和獨創性研究的結合。這類研究難度很大，有相當大的風險。在沒有成功把握的情況下，如何決定開展某項研究，并將其長期持續下去?媒體實驗室二十幾年來的經驗表明，創新研究可以著眼于以下四個方面：人本主義：研究內容直接針對人的需求，目的在于幫助人類提高生活質量。交叉性：研究內容涉及學科眾多，遠遠超出傳統意義上的跨學科范疇。獨創性：在媒體實驗室，最注重和強調的是要有獨創性的研究方向和課題。開放性：媒體實驗室是一個完全對外開放的實驗室，使得研究人員不斷獲得創新的動力。在研發合作方面，實驗室有很多來自企業界、軍方、學術界和政府機構的贊助或合作單位。這些全球性企業和政府部門及相關研究院所積極參與及贊助媒體實驗室的研發合作項目，建立了獨特的產學研模式。贊助者參與這些創新、探索性的研究協作，開闊了眼界，了解了新的趨勢，得到可靠的信息;媒體實驗室中教授之間、學生之間的背景很不相同，研究的內容也相互交叉，使得各個個體和小組之間的協作非常頻繁，因而教授和學生常常定期舉行會議，相互交流研究思路和心得。這種發散式的創新方式在單個企業內很難進行。 媒體實驗室的產學研發合作有一個原則，即研發合作商一般不要求實驗室為其從事具體的研究工作，多數研究課題及內容由實驗室和教授自行決定，以保證在學術研究上的自主、前瞻和原創。另一方面，與上述機械系的情況一樣，媒體實驗室可以從贊助者那里了解市場的動態，以及得到必要的財力和物力的支持。這樣就構筑了一個典型的雙贏模式，使媒體實驗室成為美國一個著名的創新機構，他們的3D打印、智能制造、材料加工技術方面的創新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年中國的搜狐公司的創立和成功，也是得益于這個實驗室的支持。
三、創新創業與產業界互相融合
MIT的全球產業聯盟是連接MIT的創新源頭和產業轉化的橋梁，該聯盟成立至今已經70多年了。這個校企合作機構連接著1700多家和MIT相關的創新型初創企業和260余家聯盟會員企業，這些聯盟會員企業都是經過MIT篩選的一些大企業，參加聯盟要交一定的會員費，雙方都有一些合作的責任和義務，中國建材也有幸成為成員之一。平均每年會有600個項目的接洽，當然也不是每個項目都能成功。技術領域涵蓋太空探索、大數據分析、健康、納米、生命科學、可再生能源、機器人、3D打印等等領域。在這些領域，MIT聚焦于實踐的影響力和商業的價值這兩個目標，通過與學校知識產權事務辦公室、風險投資服務機構和企業互信機構的合作，構造成為一個創新中心，在這個創新中心里活躍著一些最新、最先進的思想和實踐，以及和企業、社會之間的不斷聯系和互動，從而將企業的需求和麻省理工的人才、技術資源緊密結合起來，把學生創新創業、教授幫助指導和社會的應用推廣緊密結合起來，形成一個活躍互動的創新平臺和融合紐帶，達到創造商業價值、構建社會影響的目標。MIT認為這兩個目標是大學對社會最重要的價值，尤其是后者。反觀我們的大學，雖然這些年也在搞產學研合作，但缺少創業孵化的環節，很難形成產業的轉化，使得產學研合作常浮在表面，流于形式，美國的大學在這方面的經驗值得我們深入思考與借鑒。創意、創新、創業的融合，教育、研發、企業的融合，創客、試驗室和資本的融合，是創新動力和創業發展的源泉。支持學生創業發展，不光是學校鼓勵學生自我就業的途徑，更是為大企業和投資人培育了最新的產業創新的種子，而麻省這片沃土正是提供了創新創業的雨露陽光。麻省理工的創新方式使我理解了什么才是開放式創新平臺。
MIT產業聯盟辦公室負責人Karl Koster和我們交流聯想到當我們走進MIT主教學樓時，看到的幾個長幅：Education(教育)、Innovation(創新)、Research(探索)、Passion(激情)，我更加深深理解了麻省理工這個名校成功的源泉。春去秋來，一批批優秀的學子進入MIT，得到了悉心的教育，培養了他們的興趣和激情，通過持之以恒的探索掌握了動腦和動手能力，而當他們走向社會之后，還繼續給予他們學校的創業信息和指導，為他們接上翅膀，讓創新的鳥兒飛得更高。沒想到MIT作為世界頂級名校，不像我們的大學動輒數千名教工、上萬名本科學生，只有1000多名教工、也只有4000多名本科生，這樣卻可以更加專注地進行教育和創新，這也顛覆了我多年來對大學規模的看法。在MIT我也得知，學校正在籌備第6個學院，而這個學院的業務方向定位于數字智能化和原有5個學院的結合，培養既精通智能化技術、又精通某門專業技術的雙料復合性人才，學校耗資8億美元的納米試驗樓也完成建設，麻省理工還在與時俱進發生著變化。看到MIT為美國乃至世界培養了一批批頂尖的人才，做出了那么多的創新和貢獻，這不就是大學的宗旨和精神嗎?我想麻省理工為什么會出那么多諾貝爾獎獲得者，為什么能夠號稱世界第十大經濟體，他們和我們教學和培養最大的區別是什么?我們的產學研合作創新應向麻省理工學些什么?這是我看過麻省理工后留下的思考。
第二篇
麻省理工學院技術授權辦公室和全球產業聯盟內外結合，相得益彰
來源：中國國際科技交流中心、秋凡科轉等
MIT在美國高等教育系統中獨樹一幟、特色鮮明，內部設有技術授權辦公室(MIT-TLO)，外部設有全球產業聯盟(ILP) ，內外結合，相得益彰，開創了“大學和企業”合作研究的模式，并把這種模式推廣到美國乃至世界其他國家的高等院校，作為世界一流大學在科技創新與技術轉移等方面起到了先導性和示范性作用。
一、內部設有技術授權辦公室(MIT-TLO)
技術授權辦公室定位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內部設有技術轉移工作的技術授權辦公室(Technology Licensing Office，MIT-TLO)，負責MIT校內從發明披露、技術評估、專利保護、到最終商業價值轉化的典型大學技術轉移流程。技術授權辦公室工作流程
當MIT科研人員或團隊在研發過程中取得了中一項有用的先進技術、設備或新材料等成果，并且覺得該項發明有價值或有必要向公眾進行轉移轉化，他們會與TLO進行早期接觸，并進入交流討論的環節，雙方共同將發明在后續披露、評估、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可能存在的問題進行梳理，而后進入正式的技術轉移流程：
表1. 麻省理工學院(MIT)大學技術轉移流程
圖1. 麻省理工學院技術授權辦公室(MIT-TLO)的技術轉移流程
麻省理工技術轉移圖解
二、外部設有全球產業聯盟(ILP)
全球產業聯盟定位麻省理工學院全球產業聯盟(MIT Industrial LiaISOn Program，簡稱ILP)相當于MIT于大學內部體系外成立的，銜接MIT科研資源與潛在技術需求方，為MIT提供專門服務第三方技術轉移服務機構。
MIT-ILP創立于1948年，緣于二戰期間美國政府希望麻省理工學院在美國經濟復蘇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提出麻省理工學院應該在促進和有效管理該校研究資源和全球工業有效整合方面產生價值。為此，麻省理工學院專門成立了一個辦公室，為當時全球的企業與學校相關研究機構提供對接服務。
ILP是MIT專門設立的與外界溝通、合作的部門，同時也是世界企業接觸MIT的首席門戶和指南，是目前世界上同類計劃中規模最大的產業聯盟。ILP主要對傳統及高科技業界中的世界領先企業發出邀請，目前全球已有超過200家龍頭企業加入了該聯盟。其最主要的一個功能定位是促進研究與企業間的交流。在成立時，這是美國和全球第一家高校與產業界開展全面合作的戰略聯盟，如今它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同類項目，致力于建立和加強MIT與全球企業之間的互動雙贏關系。全球產業聯盟服務內容
在一家公司加入ILP后，MIT將指定一名產業聯盟專員(Industrial Liaison Officer，簡稱ILO)來負責和公司的一切合作聯絡事宜。ILO不僅具有豐富的企業管理和資訊經驗，同時也對MIT 的科技創新研究有著深入了解。他們將負責把公司的需求和興趣表達給MIT 教授和科研人員，并讓他們有興趣參與到公司的管理及科研中來，并提供具體的技術咨詢服務：
表2. 麻省理工學院全球產業聯盟(MIT Industrial Liaison Program，MIT-ILP)服務內容
作為分離在MIT和MIT-TLO等體系之外技術轉移第三方服務機構，MIT-ILP的建立體現了MIT構建“促進”和“管理”兩個平行獨立的體系，兩者共同負責大學技術轉移工作的工作思路。ILP的特色是有效整合“學校研究資源”和“全球工業合作”兩個資源體系，成為職責明確的資源樞紐。此外“會員制”(據悉每年7萬美金費用)的運營模式能夠更加密切聯系產業，調動產業積極性。MIT-ILP所指定的ILO往往具有豐富的企業管理和咨詢經驗，并對MIT的科技創新資源有著深入的了解，能夠負責與技術需求方的一應合作聯絡事務，是國際技術轉移人才培養、能力建設等相關工作的有力參考。
MIT-ILP的建立為MIT和市場上的技術需求方帶來了諸多便利：首先是針對MIT科技創新資源進行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對接和交流形式趨于多樣化，技術需求方可以通過多種形式與大學科研人員、團隊進行直接交流，探討合適的協作方式;其次，科研人員、團隊能夠通過MIT-ILP銜接的具體工作更加便利地了解市場、產業中的實際問題，使其教學和科研工作能夠更具針對性地開展，并且應用到在咨詢過程中接觸的實際案例，更受學生歡迎、也更能夠培養受市場歡迎的畢業生。同時，科研人員也通過企業咨詢服務增加了收入;最后，企業也能夠通過MIT-ILP的服務更好地抓住市場機遇，有效利用MIT的最新技術與專利，掌握先機。第三篇
深度 | 誰在引爆產業集群？美國麻省理工創新創業模式揭秘！
文：金東寒 林雪萍，來源：財經十一人、知識自動化、秋凡科轉等，原載2019年12月瞭望周刊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無疑是全球產學研結合最成功的一個組織。在科學研究領域，MIT的校友、教職工及研究人員中，共產生了90多位諾貝爾獎得主;而在產業發展領域，由MIT校友創建的公司,至今仍然活躍的有3萬家，2014年報中提到的營業總收入約為1.9萬億美元。可以對比的是，在2018年全球Top10的經濟體中，排名第九的巴西GDP為1.91萬億美元，緊隨其后的加拿大GDP為1.73萬億美元。
圖1：MIT校友創辦公司的戰績(2014年數據)
這與麻省理工的建校宗旨有關，MIT注重實用性和可行性，關注現實世界問題的解決, 一直踐行著“知行合一”的傳統。“理論頂天，實踐落地”，150多年來也幾乎從沒有變過。這其中，創新機制發揮了關鍵作用，而創新與創業又緊密連接在一起。
軍方在創新中的作用
二戰是人類高科技高潮的一個引爆點：大量基礎研究成果與工業生產得以緊密結合。蘇聯衛星首次上天以及隨后激發的美國阿波羅計劃實現成功登月，都是科研成果轉化成生產力的里程碑時刻。在二戰期間，MIT就已經與軍方開始嫻熟地合作，建立了美國大學歷史上第一個大規模合作研發實驗室：MIT輻射實驗室，它被譽為“戰爭史上最大的合作研究開發機構”，并成功研制出雷達。在其鼎盛時期，全美國20%的一流物理學家都集中在此。二戰之后，MIT輻射實驗室自身開始實現裂變，建立了電子研究實驗室、核能和國家林肯實驗室。正是這些得到國家資助的實驗室，使得MIT成為電子學、微波物理學和核物理學的領頭羊。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產學研的合作之中，美國軍方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在芯片、半導體的發展早期，只有軍方才是這些高科技的用戶。MIT校友創辦的雷神公司，目前是全球最大的軍工巨頭。而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雷神公司開始就制造供雷達使用的磁控管，后來才生產整個雷達系統。
根據《軟件工程通史》作者Jones的統計，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軍事和國防的軟件應用數量，占據了整個市場的50%;還有38%是為科學研究服務的。當然，那時候的科學研究也基本上是為國防服務的。可以說，工業軟件產品就是美國國防部一手扶持起來的。同樣，電子產業、半導體等諸多產業，都是如此。
這些合作，讓軍方十分熟悉如何駕馭高校的資源。也解釋了為什么在美國，不需要有科技部和工業部這樣的政府機構。美國國防部在科技創新和工業領域與大學的合作幾乎是天衣無縫。
軍方不僅僅是提供給了資金，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國防需求和具體的應用場景。沒有這些特殊的市場需求以及從預研到型號研制全過程的資金支持，基礎研究成果很難最后被打造成實用的產品，再雄心勃勃的創新計劃也常常會半途夭折。
產業集群為何會發生?
一個產業集群的興起，背后通常會有一個引爆源。
環波士頓的128號公路兩旁的高科技產業集群，成為上個世紀高科技產業集群崛起的典范。正是麻省理工學院起到了引爆源的作用。
作為打開小型計算機的大門的先行者，DEC公司是最為典型的代表。創始人奧爾森在麻省理工林肯實驗室工作的時候，就參與了軍方旋風計算機的設計。隨后，DEC研制成功了世界上第一臺小型機，率先掀開了計算機大眾化過程中的第一個巨浪。
成功的公司本身就是吸引一切的最強大磁場。DEC的故事激勵了一批MIT的科學家和聞訊而來的創業者。根據《MIT創新課》一書，在1951年128號公路初建的時候，這里只有MIT實驗室出來的幾家科技型企業。1979年，MIT周圍已有300多家企業;1980年該地區中檔計算機銷售額為260億美元，占全美銷售額的34%。許多都是新公司。
產業集群蓬勃發展的背后，主角自然是大學。MIT一直鼓勵其教師發揮“創業導師”的作用，不僅允許他們向本土公司提供咨詢，也鼓勵廣大師生開辦公司。MIT還與聯邦政府一起建立風險投資基金，為初創公司提供融資，進一步促使128號公路的產業集群得以快速發展。
當然，128號公路電子產業集群的崛起并非只靠大學的力量。繁茂森林的背后自然有著充沛的水源。美國軍方就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大江大湖。當MIT加快輸送技術、校友紛紛創立新公司的時候，軍方和宇航部門也在不斷提供真金白銀的項目和真刀真槍的需求。
一起步，就能獲得大量低成本的公共資源和用戶資源，背靠積極進取的大學，和各種軍方項目的資助是128號公路產業集群崛起的重要原因。
五分之一原則
是否允許大學教授通過服務社會獲得額外收入?這在美國高校原來也有很大爭議。但MIT早在二十世紀初，就開始鼓勵教授為企業提供咨詢服務。為了避免這種行為影響教學工作，校方采用了“五分之一”的原則，就是允許教授一周內有一天的時間做與教學和科研無關的工作，其余工作日則必須為大學盡義務。這一原則，后來被美國各高校廣泛采用。
如何協調好教授的教學科研與企業兼職之間的沖突，其實并不是一個世界性難題，它只是一個歷史性難題而已。解決難題的關鍵還是在于制度設計。
MIT校友創辦的公司，在1990年猛增到近1萬家，出現了一次井噴式的增長。這背后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知識產權法案——拜杜法案在1982開始頒布實施。拜杜法案改變了“國家投入國家所有”這一知識產權慣例，它規定國家投入的基礎研發資金所產生的科研成果，將屬于完成人所在的大學或院所等組織。而大學則可以各自制定靈活的規則，與教授們進行權益分享。
這一法案的推出激發了教授們對科技成果轉化的熱情，再加上融資環境大為改善，私人投資開始活躍起來，促使創新型公司如雨后春筍大量涌現。
從科學家到創業者
在麻省理工的劍橋區，肯德爾(Kendall)廣場已經成為生命科學的創新密集區。而在2008年的時候，這還只是少數人的一點想法。2009年這里開始啟動“創新大本營”的計劃。十年過去了，這里已經長成為一個獨特的醫藥生態系統。因為鄰近MIT，而MIT有著頂級的生物工程實驗室和研究人員，這無疑是它最大的優勢。《波士頓環球報》曾如此形象地描述肯德爾廣場，“就像一顆跳動的心臟，而MIT就是主動脈”。
提起主動脈，就不能不提一個產學研一肩挑的傳奇人物，他就是MIT的蘭格(Langer)教授。作為美國工程院、科學院和醫學院的三院院士以及最年輕的科學家，他擁有1300項專利(僅次于愛迪生的2300項)，有400多家公司通過專利轉讓獲得蘭格的授權。蘭格以他為癌癥患者發明了藥物緩釋的革命性成果而聞名。1980年，他創設了蘭格實驗室。這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工程實驗室，有40多家公司都是從蘭格實驗室中孕育出來。
蘭格同時還是一個創業狂，創立了大量的企業，獨具企業家精神，與資本合作非常愉快。在蘭格實驗室，專利申請的標準流程是在發表論文之前就先申請專利，從而阻止競爭對手吃到免費午餐。實際上，投資者和商業合作伙伴對這樣的專利保護非常看重。沒有IP保護的技術,無法吸引資金投入, 投資者不會放心去投資高風險高投入的項目。這是由資本逐利的本性決定的。
良好的創新生態
MIT有一套成熟的科技成果轉化機制，它不是一個政策，而是一個生態系統。正如《MIT創新課》一書所述，MIT把創業流程分為七個階段，在每個階段，都會有專業化的輔導機構在悉心指導，構建了一套較為成熟的“孵化器體系”。
圖2：MIT從創新到創業的7個階段(來源：《MIT創新課》一書，黃亞生等著)
例如，鼓勵發明創新的Lemelson項目，只為激發年輕人的創新精神，鼓勵年輕人通過發明追求創造性的生活。部分獎項甚至專門針對初中生和高中生。該獎項面向全世界，彰顯了MIT的開放精神，2012年的獲獎者就是斯坦福大學的一名實現了低成本基因測序的教授。但Lemelson項目并不是孵化器，它不會購買專利或者授權，也不會去做投資。
MIT媒體實驗室則真正體現了“實驗室”的精髓，專注于為人類的美好未來發明新技術。下設30多個研究小組，研究范圍幾乎無所不包。可穿戴設備之父Pentland，就發明了“可顯示人情緒的指示儀”，它用物理手段，通過可視化來精確地顯示在一場會議交流中，哪些人的觀點被過于強化，哪些人則被忽視。
MIT那些野心勃勃的初創企業，如何實現從實驗室專利技術到大規模商業化?這背后最重要的推手就是技術許可辦公室(TLO)。它早在1945年就成立，并在1985年更名成現在的名字——這也是拜《拜杜法案》所賜。改名之后，運行機制也發生很大變化，不再像以前那樣由律師主導(往往只負責專利執行和許可)，而更像是一個助產婆，開始在多環節中發揮一條龍的作用。這個機構類似一個特種兵作戰隊，核心人員都是深諳技術的技術許可人員，其他人員也各有專長，涉及到專利費計算、文書編寫、專利申請等。由于教授沒有精力和經驗將自己的發明商業化，TLO做了大量細致的輔助工作，并積極進行營銷。在最為核心的利益分配上，TLO收取15%的傭金，發明者獲得利潤的1/3.其他則由各院系和基金會共同分享。而發明者和MIT都會將各自收益拿出來，繼續投入到科研之中，一個良性的循環，就永不休止地駛向創新的成功彼岸。
諸如此類的機構還有很多，有創業活動的主導者和推動者Martin Trust center for MIT entrepreneurship。這個創業中心，由既是學者又是成功創業者的企業家所創立，專門負責創業管理、投資和政策的教育和學術研究。也有專門提供小額貸款的Deshpande中心，有支持低收入國家創業的Legatum中心;一對一的企業家精神輔導中心(Entrepreneur Center)等。這里還設立了ILP產業聯盟部門，專門來推進與產業界的聯系。你可以與你心儀的企業家見面，并且獲得他們的指導。這是一個深扎在大學的社會人脈網絡，它的根系可能有著通天的力量。
對于中國的雙創而言，最值得的借鑒的是，麻省理工提供了多樣化的扶手，幫助在校學生和教授進行科技商業化的嘗試。只有對創業過程進行精心呵護，創新之花才能更好地綻放。
不忘初心
MIT創立的初心，正如其校訓中所寓意，就是培養手腦并用的精英人才。它的創始人認為透過教學與研究并且專注社會上的實際問題，是培養專業能力的最好方法。100多年來，專注實際問題、“通過實驗進行學習”已成為學校的教育信條。這大大增加了技術的實用性和創新成功的概率。
麻省理工學院并不孤獨。位于美國南部的佐治亞理工學院，就是擔負發展制造業的使命而建立的。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后，作為戰敗的南方痛定思痛之后，認定就是科技和制造業不夠強，才導致南方落敗。佐治亞理工學院應運而生。二百年多年過去，佐治亞理工依然秉承向美國制造輸送技術、輸送人才的使命，它的工程專業一直位居全美大學前列。
麻省理工學院一直非常關注美國制造的動向。在上個世紀80年代，當美國制造受到日韓沖擊的時候，麻省理工時任校長就動員全校各學科的教研人員通力合作，為解決美國生產力增長緩慢、工業停滯的問題出謀劃策。最后專案小組的研究成果《美國制造》在1989年出版的時候，明確提出“一個國家生活得好，就必須生產得好”。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麻省理工的另一任校長也親自從幾個系挑選一批人，并成立了麻省創新經濟生產委員會PIE。該委員會組織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舉辦了為期兩年的全球性調研，深入研究“發明在本土，制造在他鄉”可能會對創新帶來的問題，并在2012年出版了《重塑制造業》兩本書，大聲疾呼重建美國工業生態系統。
這是一個負責任的高等學府面對國家危機和戰略需求應有的積極態度。
小記
在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型發展的征途中，中國大學需要證明自己是一支重要力量。大學自身的創新之路，也是一個永恒的話題。顛覆性創新理論的提出者克里斯滕森在探討大學創新的一書《創新型大學：改變高等教育基因》中分析了包括哈佛大學在內的創新案例。即使是大學，同樣需要不斷的創新。
中國制造要進化，需要官產學研用各方協同參與。中國大學，在中國走向制造強國的征程上，更要有舍我其誰的擔當精神，改革不合理的考核體系，積極投身國民經濟主戰場，在推進中國制造業提質升級、支撐中國經濟邁向中高端的歷史進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MIT的創新教育和創新機制設計值得中國大學借鑒。
參考文獻：
1.《MIT創新課》，黃亞生、張世偉等著，中信出版社，2015年1月2.《軟件工程通史》，Capers Jones，清華大學出版社，2017年7月，P803.《創新型大學：改變高等教育基因》，【美】Clayton Christensen等，陳勁等譯，2017年1月，清華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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