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優勢證據規則和舉證責任合理轉移規律的適用條件——趙良新訴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案
在涉及方法專利的專利侵權案件中，如果不考慮優勢證據規則和舉證責任的轉移規律，一味強調應由權利人舉證證明被訴侵權人使用的方法落入權利人專利方法的保護范圍，并在權利人盡其所能但無法提供直接證據時令其敗訴，則不僅可能導致最終裁判結果與客觀事實南轅北轍，也會導致方法發明專利權的保護難以落到實處。
【案號及審判人員】
一審：北京知識產權法院(2015)京知民初字第7號 審判長周麗婷、審判員劉炫孜、人民陪審員張一凡
二審：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7)京民終402號 審判長周波、審判員蘇志甫、審判員俞惠斌
【相關條款】
200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第十一條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條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條第一款
裁判情況
原告是“古建彩繪的制作方法”發明專利的權利人，該專利系采用絲網印刷的方法制作古建彩繪。原告稱由被告制作的河北省承德市安遠廟天花采用了涉案專利方法，被告行為侵害了原告合法權益，故起訴至北京知識產權法院，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權行為，并賠償原告經濟損失50萬元。被告辯稱其系按照傳統手繪工藝制作安遠廟天花，未侵犯原告專利權。
訴訟過程中，雙方均同意對被控侵權的安遠廟天花是手繪還是絲網印刷進行鑒定。經鑒定，被告制作的安遠廟天花與原告使用涉案專利方法制作的天花系采用同一種印刷方式形成。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雖對鑒定結論不予認可，但并未提交證據證明鑒定結論存在明顯依據不足的情形，或者提交其他有效證據推翻鑒定結論。因此，上述司法鑒定結論可以初步證明被告制作安遠廟天花有較大可能使用了與涉案專利相同的方法。被告主張其使用手繪方法制作，因而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被告提交的證據中，施工現場照片和施工日志僅反映了天花制作過程中“瀝粉”及其后的工藝步驟，但這些工藝步驟并非本案爭議的方法步驟特征，與被告是否實施了涉案專利方法的證明無關。并且，施工日志理應完整反映整個施工過程，被告提交的施工日志和施工照片并不完整，且恰好缺失了與本案待證事實相關的部分，令人難以信服。
鑒于被控侵權行為即安遠廟天花的制作過程在原告發現之時即已結束，原告無任何其他途徑可以直接證明被控侵權行為所使用的完整方法，而經過鑒定部門的專業鑒定，可以確定被告制作的安遠廟天花與用涉案專利方法制作的天花采用同一種印刷方式形成。此時舉證責任應轉移至被告，被告應當證明其使用的方法與原告專利方法不同。然而被告并未提交有效證據證明其完整的施工方法。被告關于其系采用手繪方法制作的辯解與鑒定結論明顯相悖，北京知識產權法院不予采信。因此，雖然現有證據無法直接證明被告制作安遠廟天花的步驟與涉案專利權利要求1的步驟一致，但綜合全案情況，北京知識產權法院認為被告制作安遠廟天花使用了涉案專利權利要求1所保護的方法具有高度可能性，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對該事實予以確認。
據此，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判令：被告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向原告趙良新支付使用費及賠償原告趙良新經濟損失共計50萬元。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不服一審判決，提出上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民終402號民事判決書，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法官說法
本案涉及在侵害方法發明專利權糾紛案件中，如何適用舉證責任的轉移規律和優勢證據規則來作出合理判斷。
方法發明專利侵權案件由于難以獲得和固定實施方法的過程，因此普遍面臨舉證難、維權難的情況。如果涉案專利涉及新產品制造方法，專利法及相關法律法規給予了特殊保護。《專利法》第六十一條第一款規定，專利侵權糾紛涉及新產品制造方法的發明專利的，制造同樣產品的單位或者個人應當提供其產品制造方法不同于專利方法的證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四條第一款規定，因新產品制造方法發明專利引起的專利侵權訴訟，由制造同樣產品的單位或者個人對其產品制造方法不同于專利方法承擔舉證責任。在涉及新產品制造方法的發明專利案件中實行舉證責任倒置規則。
而對于非新產品制造方法發明專利侵權糾紛的舉證責任分配，相關法律和司法解釋均無特殊規定。但權利人同樣存在舉證困難的尷尬局面。若僅簡單適用一般舉證分配規則，一味強調由權利人舉證證明被訴侵權人使用了其方法發明專利權，并在權利人盡其所能仍無法提供直接證據時令其敗訴，這不僅可能無法查清客觀事實，也會導致方法發明專利權的保護難以落到實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零八條規定，對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人民法院經審查并結合相關事實，確信待證事實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應當認定該事實存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七條規定，在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依本規定及其他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承擔時，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
具體來說，對于非新產品制造方法發明專利而言，由于其權利保護范圍由方法步驟構成，而方法步驟的實施一般在被告的經營場所內或者被告管理、控制的場所內完成，故原告通常很難直接證明被告使用了其專利方法，特別是在被控侵權行為已經停止的情況下。因此，在實踐過程中，如果原告已提交可靠的初步證據證明被告有較大可能使用了其專利方法，從公平的角度出發，此時舉證責任應當轉移至被告，由被告來證明其使用的方法與原告專利方法不同。如果不考慮優勢證據規則和舉證責任的轉移規律，一味強調應由原告舉證證明被告使用的方法落入原告專利方法的保護范圍，并在原告盡其所能但無法提供直接證據時令其敗訴，則不僅可能導致最終裁判結果與客觀事實南轅北轍，也會導致方法發明專利權的保護難以落到實處。本案原告已提交可靠的初步證據(鑒定結論)證明被告有較大可能使用了其專利方法，此時舉證責任應當轉移至被告，由被告來證明其使用的方法與原告專利方法不同。而被告關于所使用方法的辯解，未提交有效證據加以證明，且明顯與鑒定結論相悖。綜合全案情況，法院認為被告使用了原告專利方法具有高度可能性，并判令被告承擔相應民事責任。
專家評析
方法專利權利要求所描述的方法流程與有形產品相比具有明顯的抽象性、無形性，權利人依法所能控制的是使用其方法的行為，而行為本身完成即消失，權利人往往難以證明侵權成立;尤其是不涉及新產品制造的操作類方法專利，權利人遭遇侵權時無法適用法律規定的舉證責任倒置規則。按一般民事訴訟“誰主張誰舉證”的規則，方法專利權利人在實踐中幾乎不可能完成舉證責任;這種方法專利的弱保護現狀對做出創造性技術貢獻的權利人來說是不公平的。
“古建彩繪的制作方法”一案中，法院針對這一難題，指出對于方法發明專利而言，如果不考慮優勢證據規則和舉證責任的轉移規律，一味強調應由權利人舉證證明被訴侵權人使用的方法落入權利人專利方法的保護范圍，并在權利人盡其所能但無法提供直接證據時令其敗訴，則不僅可能導致最終裁判結果與客觀事實南轅北轍，也會導致方法發明專利權的保護難以落到實處。
這一判決基于雙方認可的鑒定機構之鑒定結論這一主要證據做出，符合民事訴訟中的優勢證據原則。該案體現的司法理念是先進的，其裁判思路符合事實和邏輯，其裁判說理有助于理解方法專利保護的制度目的，其裁判結果有利于推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的創新和保護。
(評析專家：管育鷹，中國社會科學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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