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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優化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民事糾紛全鏈條保護?

   日期:2024-09-20 22:10:55     來源:知識產權     知識產權領域原創作者:羅建     瀏覽:2    評論:0
核心提示:原標題:如何優化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民事糾紛全鏈條保護知識產權全鏈條保護就是對知識產權從創造、運用、管理、服務多環節,全方位保護。人民

原標題:如何優化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民事糾紛全鏈條保護

知識產權全鏈條保護就是對知識產權從創造、運用、管理、服務多環節,全方位保護。人民法院在知識產權保護中起著重要作用。目前各地法院法律條文適用不統一、法院案多人少、知識產權賠償適用上缺乏可操作性的問題亟待解決。筆者通過本文從高效分流矛盾糾紛、合理減輕權利人舉證責任、充分運用懲罰性賠償制度、科學建立專業輔助人才制度四方面分析了如何優化人民法院在知識產權民事糾紛全鏈條保護中的作用。

關鍵詞:知識產權,全鏈條保護,舉證責任,懲罰性賠償

一、我國實施知識產權全鏈條保護的必要性

(一)創新型社會發展的需要

創新作為社會發展的生命線,是社會發展的不竭動力所在。一個企業知識產權數量的多少以及對知識產權管理能力的強弱,決定了這個企業能否變得更強、走得更遠。一個社會要激發全民的創新動力,最重要手段就是對創造成果加以合理保護,通過法律賦予權利人一定的壟斷權,使得權利人在創新中獲得相應權益,由此才能激發個體將前期創新收益,投入到新一輪的創新活動中,為全社會創造更多的優秀成果。

(二)整治行業亂象的需要

企業是經濟發展動力因子,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有利于企業控制風險,激發企業增加對新產品研發的投入,從而增強企業市場競爭力,營造積極向上的營商環境。反之如果沒能采取對知識產權強有力的保護措施,損害了權利人的利益而得不到合理的賠償,權利人則會消極對待或自發組織相關反對侵權的抗議活動。比如針對短視頻侵權亂象,2023年4月23日17家影視行業協會、54家影視公司、5家視頻網站及500多名影視圈藝人聯合發起抵制短視頻侵權的倡議。短視頻侵權行為屢禁不止,其背后原因無外乎有兩個,一是該類侵權行為成本低、產量大,可以為行為人帶來更多廣告和流量;二是面對短視頻海量信息,監管有所滯后,不少侵權者存在“法不責眾”等僥幸心理。短視頻侵權亂象如果不得到及時整治,試想還會有哪家企業,愿意冒著投資失敗的風險,使用大額的資金去創作新作品?長此以往對影視文化行業創新發展可能帶來不可挽回的負面影響。

二、法院在知識產權保護中面臨的困境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應當依法履行知識產權保護職責,在辦理知識產權案件中分工負責、互相配合,強化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法院通過審判活動,對侵權人科以處罰,懲戒違法行為的方式,對權利人的合法利益加以保護。現目前人民法院在知識產權保護中,尚面臨一些問題亟待解決。

(一)各地法院對法律適用不統一,從而造成相同案件不同判決結果的情形。比如對古文字加標點符號后形成的文本,加標點符號的人是否享有著作權,法院就存在不同認識。同案不同判,會造成新的不公,從而有損法律文書的權威性。

(二)知識產權案件的數量成倍增長,法官相對數量不足。加之知識產權尤其新興技術領域專利方面,涉及其他行業學科的專業性知識,作為通常只具備法學知識背景的審判人員,很難靠他們自己的認知水平去辨明其中的問題所在。2023年我國知識產權法庭共新收技術類知識產權案件3176件,收案數量增加1231件,同比增長63%,全年知識產權法官人均結案82.5件,同比增長73%。案件數量急劇增加的同時,案件審判人員的數量不可能也隨之增加,知識產權糾紛審判活動專業性要求高,從而造成審判人員的任務繁重,精力的有限性很難保證工作質量。

(三)現行法律對知識產權賠償的規定,對如何計算賠償缺乏可操作性。比如《商標法》規定被侵權人的實際損失,侵權人的利益,商標許可使用費作為計算判賠數額依據,且具有順位關系,即只有前一種無法證明的前提下,才可以采用后一種加以證明,加劇了在知識產權侵權中處于不利地位的權利人的證明難度。由于我國現行的知識產權損害賠償數額的計算方式存在問題,缺乏可操作性,往往贏了官司卻輸了錢,起不到懲罰與抑制侵權的作用。權利人對應訴所需要的證據材料往往很難充分收集,想要證明自己的訴求所需投入的人力、財力、時間成本高,甚至有時無法加以證明的情況也不少。以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的司法數據進行分析,2015 年以來,僅有 3 件商標權侵權案件使用侵權獲利或權利人損失的方式計算賠償數額,99% 以上的案件適用法定賠償。現目前法院案多人少的情況下,法院也就更依賴于根據案件調查情況,采用法定賠償的便捷方式處理糾紛。

三、如何優化人民法院在知識產權民事糾紛全鏈條保護中的作用

2023年度國際知識產權保護指數報告內容顯示,全球知識產權執法司法保護增強。在全社會樹立尊重知識產權的風氣,使知識產權成為人們的一種美好信仰,必須從立法、司法、行政全鏈條角度,有效治理侵權行為,在此鏈條中加大司法和行政保護力度,這是最根本和最有效的措施。我國自1994年建立第一個知識產權審判庭以來,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2023年我國知識產權整體案件特點表現為:1.實體案件數量增長明顯;2.涉及新領域新業態的案件較多;3.社會關注度高;4.加強權利人利益保護的導向明顯。結合知識產權保護的特點,需進一步優化人民法院在知識產權民事糾紛全鏈條保護中的作用。

(一)高效分流矛盾糾紛

近幾年人民大眾法律意識不斷增強,老百姓通過訴訟的方式處理的糾紛越來越多,由此造成法院案件數量逐年增長。通過分析法院的統計數據發現,知識產權糾紛案件中一部分可以通過仲裁、調解等方式來化解矛盾。如2023年福建法院受理各類知識產權案件14557件,審結13399件,調撤率67.17%;2023年陜西法院共受理各類知識產權案件5308件,審結5163件,調撤率55.5%;2023年山東省新收知識產權民事一審案件19715件,審結19617件,調撤率70%。在法院案多人少的情況下,法官的精力應當用在糾紛復雜,雙方爭議大的案件處理上,高比例通過調解和撤訴處理的案件,可以通過其它路徑來解決糾紛。

1.仲裁

仲裁實行一裁終局制度,具有高效性,同時對仲裁員的選任上要求具備豐富的相關專業領域工作經驗,公道正派的人員中聘任。在解決知識產權糾紛,仲裁正好能發揮時效性、專業性的優勢,利于糾紛得到科學、高效、合理解決。相反司法機關處理糾紛普遍周期長,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權利的有效獲利期也在不斷縮短,漫長的司法程序,很容易造成“贏了官司輸了市場”的尷尬局面,通過仲裁處理知識產權民事糾紛使得權利人能夠早日從糾紛中擺脫出來,相關權利也能更早實現其經濟價值。

2.調解

調解是在雙方當事人自愿的情況下,由第三方主持對矛盾糾紛進行化解。調解具有時效快,而且不傷和氣的特點。中國傳統文化講究和為貴,在商事領域通常大家都不愿意把精力消耗在糾紛處理上,都希望能快捷處理矛盾,所以抓好調解工作,對處理知識產權民事糾紛會獲得良好的經濟效果和社會效果。

調解可以分為人民調解、行業協會調解、行政主管機關調解、司法機關調解等類型,不同的第三方各自在糾紛處理中承擔著不同的作用。比如人民調解,在處理專業性不強,涉及鄰里矛盾,通常會取得良好效果。行業協會調解,通常在處理涉及各領域專業性糾紛,能夠把握好問題的關鍵,處理結果使得雙方都能信服。行政主管機關對于行政管理職責范圍內發生的糾紛,因為帶有國家公權力,調解糾紛能夠帶給雙方信賴感,尤其對“不懂”的一方會覺得有公權力參與自己不會吃虧。司法機關調解,主要針對可調處案件,在雙方自愿情況下,達成處理糾紛的協議。對于法院的調解文書,還可以作為以后申請強制執行的依據,所以司法機關調解權威性、專業性相對高,社會效果好。

筆者認為,現目前法院辦理的知識產權調撤案件中,基本都是可以通過仲裁程序或者以上四種調解方式處理的。如果把大量的現目前法院處理的調撤案件經專業分流至仲裁機構或者調解組織來處理,將大大減少法院的工作量,由此法院把有限的員額法官用于在案情相對復雜,雙方爭議大的糾紛處理中,有利于他們集中精力辦理案件,由此也才能保證知識產權民事糾紛案件審理的科學性。

(二)合理減輕權利人舉證責任

知識產權具有無形性,在互聯網環境下使得侵權變得更加容易。對權利人而言,權利受到侵害因為有時并不影響權利人的使用,權利人并不知曉相關權益受到侵害的事實,有時甚至處于對自己所主張權益無法尋找證據加以證明,合法權益無法得到正常維護的境遇。想通過訴訟途徑保護自己的權利難,所需成本高。對侵權人而言,隨著可用的技術手段增多,使得侵權也變得越來越容易,獲得非法利潤高,被發現的可能性小,人的趨利本性會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寧愿去侵權,也不愿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搞創新,以避免各種不確定后果。

在知識產權民事侵權糾紛中,如果按照傳統“誰主張,誰舉證”規則會讓權利人維權舉步維艱,只能使得權利人對法院大門望而卻步。最高人民法院在審理上訴人深圳維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被上訴人深圳敦駿科技有限公司、原審被告泉州市冠峰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侵害發明權糾紛案中認為,權利人已經盡積極舉證義務,被訴侵權人對此持有異議的,應當提交足以推翻前述事實的反證。人民法院也可以責令被訴侵權人提交能夠真實、完整反映被訴侵權規模基礎事實的相應證據材料。被訴侵權人怠于舉證或舉證不充分的,應當承擔相應的不利后果。

基于知識產權侵權特點,筆者建議根據案情積極探索以下方式減輕權利人舉證責任:1.強化被訴侵權人的舉證責任。通過舉證責任轉移,合理加重被訴侵權人的舉證責任,使得權利人維權變得相對容易,由此實現知識產權侵權領域個案的實質公平。權利人只要能證明侵權事實,對被訴侵權人掌握的數據、財務等資料,權利人無法提供的,舉證責任轉移給被訴侵權人,由此減輕權利人的舉證責任。2.合理采用推定制度。民事糾紛對證據要求達到高度蓋然性的程度就可以,對于權利人提供的證據能夠證明其所提出的主張,被訴侵權人提出反對意見,但又不積極舉證或舉證不能的,法院就應當推定權利人的主張成立,支持權利人的訴求。3.司法機關適時依職權獲取證據。在知識產權糾紛中,有些證據靠自力是無法收集的,有些證據很容易被篡改或刪除,在知識產權糾紛中司法機關應當主動作為,積極采取調取證據、查封、依職權責令提交等方式及時收集固定相關證據。

(三)充分運用懲罰性賠償制度

傳統的“填平式”賠償方式,在知識產權侵權領域,相對侵權人而言,權利人處在極其被動的境遇。懲罰性賠償是在美國最先使用的一項制度,美國《蘭哈姆法》規定了三倍賠償制度。我國《民法典》1185條規定,故意侵害知識產權,情節嚴重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標志著我國從基本法的高度對知識產權侵權實施懲罰性賠償制度,加大了對權利人的保護力度。

法院判決給予懲罰性賠償的目的主要有三:1.罰被告,作為對其故意違法行徑的報應;2.對被告及其他試圖仿效其行徑的人形成嚇阻;3.明確表明法院對于該特定行為的不認可。因其故意侵害他人權利的行為,而付出高于其實際收益的賠償金,有利于懲戒惡性,制止和預防該類侵權行為的再發生。

通過懲罰性賠償案件的教育作用,可以給社會大眾以指引。對普通大眾而言,可以樹立保護合法抵制非法的理念。對權力人而言,可以減緩消極思想,激發維權的積極性。對侵權人而言,也因為要為侵權行為付出慘痛代價,會望而生畏,停止不法行為。

(四)科學建立專業輔助人才制度

1.推廣技術調查官制度

針對知識產權審判業務的特點,鑒于作為專利權對象的技術的知識性特點,借鑒國外經驗,可以建立技術審查官制度。杭州市兩級法院針對專利技術類案件每年約占知識產權案件數量3/4的情況,積極探索技術調查官制度,到目前為止共聘任4名專職技術調查官和32名兼職技術調查官。在知識產權案件審理過程中,推廣專業技術人員參與庭審,對專門問題提供專業性的認定意見,為法官準確判斷案件性質奠定了基礎,由此也能增強裁判結果的科學性。

因知識產權糾紛總體數量和類型與地域有很大關聯性,比如2023年福建受理民事知識產權案件13756件,其中著作權案件6812件、商標案件4640件、專利案件1131件、其它類型1173件。2023年天津受理民事知識產權案件9027件,其中著作權案件7501件、商標案件943件、專利案件174件、其它類型409件。2023年安徽法院受理民事知識產權案件8648件,其中著作權案件3044件、商標案件4194件、專利案件726件、其它類型684件。知識產權糾紛地域差異的特點,加上技術調查官要參與庭審,筆者建議技術調查官應分地域分專業建立名錄,在各行業具有較豐富專業務實經驗人才中選任。當事人雙方、法庭根據案件需要,在名錄中選擇對應技術調查官參與庭審,根據庭審情況提供專業性意見。

2.建立專家輔助人代理制度

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當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1.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2.當事人近親屬或者工作人員;3.當事人所在社區、單位以及有關社會團體推薦的公民作為訴訟代理人。根據知識產權技術性特點,發生糾紛由相關專業人員參與處理更有利于糾紛的解決。建立專家輔助人代理制度,在訴訟過程中雙方委托專家輔助人代理案件有以下優勢:

(1)作為當事人雙方,都想找一個明理人幫自己說話,在知識產權侵權領域,由于涉及很多專業技術知識,委托專家輔助人代理案件,就能讓雙方都能依法委托懂技術的人代表己方在法庭上陳述自己的意見。

(2)作為主持案件審理活動的法官,基本是法學教育背景,對涉及專業技術領域的問題可以說是“門外漢”,如果雙方當時人都委托專家輔助人代理案件,在法官主持下有針對性地對有關問題進行舉證和辯論,會讓事實和爭議焦點越辯越明,更利于查清案件事實。

(3)代表審判組織的技術審查官和代表當事人的專家輔助人制度一并構建,會使得整個制度在各方利益照顧上更加平衡。在專業問題的處理上,三方中任何一方沒有專業人員的參與,都容易使得該方處于被動局面,尤其是代表公權力的審判組織,如果對案情自己都沒完全搞清楚,何談會有合符公平正義的裁判結果呢?

3.建立全國法院專家咨詢制度

知識產權糾紛,涉及相關領域技術性強,采用專家咨詢制度,可以從更高級層次為審判人員答疑解惑,解決法律適用上的一些困境,同時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統一裁判標準。為解決知識產權糾紛賠償舉證難的問題,建立健全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償制度,上海知識產權法院于2023年7月2日聘請北京大學、華東政法大學等學校專家教授在內的6名學者為上海法院知識產權價值評估咨詢專家,由此在知識產權價值評估方面開了全國法院的先河。

目前在專家咨詢制度上,各地法院都是各自為政,對疑難問題,個別法院利用自己的資源單獨去咨詢相關專家,由此可能會產生以下問題。第一,專家的意見只是其個人對某件事的看法,由此個人偏見可能影響案件客觀性。第二,對各領域出現的新問題,專家的意見也不統一,各地案件的審理結果,也因此可能會加劇同案不同判的情況,由此影響司法權威。

因為專家咨詢不必要求專家必須到現場,可以采取信函、視頻等相對簡便的形式,對相關問題提供專業建議意見,所以就具備分行業建立“全國法院專家咨詢庫”的條件。

“全國法院專家咨詢庫”可以采取法院以案件疑難問題為依據,向“全國法院專家咨詢庫疑難問題申請處理系統”申請選擇對應領域專家,再由專家咨詢庫對相關問題初審后自動分配或申請人選取相關專家組成專家組,最后由專家組針對疑難問題在合理時限內出具專家組建議意見的運作模式。最后形成的建議意見供法院參考,并在疑難問題申請處理系統中形成完整記錄,該記錄對全國各地將來發生的類似問題的處理可以起到指引作用。擔任專家組成員的條件,可以參考仲裁員的任職要求,從法律理論研究、務實行業中有豐富工作經驗,有名望的人員中選任,以此提高專家建議意見的專業性和權威性。

由專家組對特定問題形成的建議意見,可以避免個人的主觀偏見對案件形成的不良影響。同時通過“全國法院專家咨詢庫疑難問題申請處理系統”處理法院遇到的疑難案件,也能打破各地法院各自為政的局面。各地法院對相關前沿法律疑難問題的處理模式可以通過該平臺共享,對將來發生的類似案件的處理起到參考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以往“同案不同判”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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