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懲罰性賠償在商標侵權案件中的適用——斐樂公司訴中遠鞋業公司、獨特公司、劉俊、京東公司侵害注冊商標專用權糾紛案
法院在審理商標侵權糾紛案件中，可以根據當事人提交的不同證據選取不同的計算方式。如有證據證明被控侵權人已經明知權利人在先注冊的商標，而仍繼續生產和銷售被控侵權商品，可以認定其主觀惡意明顯，侵權情節嚴重，可按照2014年《商標法》第六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在已經計算出的賠償數額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確定賠償數額。
【案號及審判人員】
一審：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2017)京0102民初2431號 審判長吳獻雅、人民陪審員李智華、人民陪審員張麗榮
二審：北京知識產權法院(2017)京73民終01991號 審判長袁偉、審判員王東、審判員陳勇
【相關條款】
201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第六十三條
裁判情況
斐樂體育有限公司(簡稱“斐樂公司”)經授權成為“FILA”系列品牌在中國大陸地區的合法使用人，且對商標侵權行為具有單獨提起訴訟的權利。2016年6月，斐樂公司發現浙江中遠鞋業有限公司(簡稱“中遠鞋業公司”)在網絡及線下實體店，溫州獨特電子商務有限公司(簡稱“獨特公司”)在京東、天貓等線上網絡銷售平臺，宣傳展示及銷售的鞋類商品使用的商標標識與斐樂公司所持有的“FILA”系列注冊商標字形、讀音相近，使用形式上亦抄襲了斐樂公司的商標。劉俊作為中遠鞋業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中遠商務公司法定代表人參與了上述生產、銷售和宣傳的侵權行為。北京京東叁佰陸拾度電子商務有限公司(簡稱“京東公司”)作為侵權商品的銷售平臺，亦參與了侵權商品的銷售。故斐樂公司將上述四被告訴至法院，請求判令四被告停止侵權并賠償其經濟損失及合理支出共計941萬元。
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一審認定中遠鞋業公司、獨特公司及劉俊的行為侵害了斐樂公司所享有的注冊商標專用權，判令三被告立即停止侵權、消除影響，并連帶賠償斐樂公司經濟損失791萬元及合理開支41萬元。一審宣判后，一審被告中遠鞋業公司、獨特公司及劉俊不服，分別提出上訴。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二審審理后認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四條的規定，按照當事人提供的相關證據，認定被控侵權商品的銷售獲利應當為被控侵權商品銷售總數額乘以被控侵權商品銷售利潤率，從而得出一審法院認定的2638322元的獲利數額并無不當。另外結合上訴人的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可以認定上訴人構成《商標法》第六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的行為，按照其因侵權獲利的三倍確定賠償數額。綜上，2018年3月5日，北京知識產權法院作出二審判決，駁回三上訴人的上訴請求，維持了一審判決。
法官說法
201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明確提出要加大對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懲治力度，提高知識產權侵權法定賠償上限。2017年“4·26”期間，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中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綱要(2016—2020)》提出，要建立科學合理的知識產權損害賠償制度體系，建立與知識產權價值相適應的損害賠償制度體系。2018年11月5日，習近平主席在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發表主旨演講時指出，中國將保護外資企業合法權益，堅決依法懲處侵犯外商合法權益特別是侵犯知識產權行為，提高知識產權審查質量和審查效率，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顯著提高違法成本。
本案系全國法院首例適用《商標法》第六十三條懲罰性賠償的案件，通過大膽適用懲罰性賠償，有力懲處了知識產權侵權行為，保障了相關權利人的權利。《商標法》第六十三條規定，對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情節嚴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確定數額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確定賠償數額。如何在商標侵權中正確適用懲罰性賠償，我們認為，應當結合《商標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嚴格遵循兩個要件，即主觀上“惡意”，客觀上“情節嚴重”。具體來說，主觀上的惡意應當體現為“故意”，即侵權人明知他人在相關商品或服務上享有注冊商標專用權，卻仍在相同或類似商品服務上使用相同或類似商品，造成相關公眾混淆誤認，應當認定其主觀上具有侵權的惡意。客觀上的“情節嚴重”，應當根據侵權人的侵權方式或侵權結果綜合判斷，具體情況包括：侵權時間長，侵權人長期處于侵犯他人商標權的狀態;侵權地域廣，比如侵權產品的制造地、銷售地覆蓋了多個相關地域;侵權次數多，侵權人因同種侵權行為受到行政處罰或經司法機關裁判認定侵權，又實施同種侵權行為的;社會影響大，侵權產品或服務涉及食品、藥品等影響公共安全的產業或行業的;損害后果嚴重，侵權給權利人帶來巨大經濟損失或其他嚴重后果的。本案中，兩審法院均認為中遠鞋業公司、獨特公司、劉俊作為同類商品的經營者，應當知曉涉案注冊商標的知名度。同時，在2010年的商標行政程序中各被告已經充分知曉斐樂公司在先注冊的“FILA”系列商標的情況下，仍然繼續生產和銷售侵權商品，其主觀惡意明顯。其次，各被告在京東商城、天貓、淘寶等網站大量銷售被控侵權產品，兩年的銷售額即逾千萬元。故本案侵權行為覆蓋范圍廣、侵權獲利大、損害后果嚴重，可以認定其侵權情節嚴重。綜上，本案被告的行為符合適用懲罰性賠償的要件，可以按照其因侵權獲利的三倍確定賠償數額。
另外，近年來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在探索加大對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懲治力度，提高知識產權侵權賠償數額方面做出了諸多有益嘗試。通過嘗試我們發現，目前困擾和制約法官確定知識產權侵權賠償數額主要有兩方面：一是當事人舉證的難度和積極性，二是法院適用損害賠償的計算方式。本案法官在案件審理時通過運用證據規則和釋明權，促使當事人積極舉證，為查清侵權損害數額掃除障礙。本案中一審法院及二審法院分別適用了不同的賠償數額計算方式。一審法院參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第二十條第三款規定，通過計算營業利潤來認定侵權人的侵權獲利;二審法院則適用《商標民事糾紛解釋》第十四條的規定，通過計算侵權商品銷售量與該商品單位利潤乘積來確定侵權人的侵權獲利。這兩種計算方式所依據的計算基礎不同，因此對證據的要求也就不同。營業利潤的計算，通常需要企業的年度報告、財務報表等證據;而侵權商品銷售量與該商品單位利潤乘積則需要銷售數據、產品單價及成本價格等證據。因此，法院在審理商標侵權糾紛案件中，可以根據當事人提交的不同證據選取不同的計算方式，以便得出較為貼切的侵權獲利數額。本案法官積極探索科學合理的知識產權損害賠償計算方式，有理、有力地保護了知識產權權利人的權益。
專家評析
該案作為我國第一起涉及侵犯商標專用權適用懲罰性賠償的案例，值得研究。商標侵權是民事侵權，界定損害賠償額時一般也應適用填平原則。但是，基于一些侵權行為主觀惡性較強、侵權情節較為惡劣，為有效地制止和威懾此類侵權發生，需要突破填平原則而采取懲罰性賠償制度。在知識產權侵權責任領域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已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如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公報中就提出要建立侵犯知識產權的懲罰性賠償制度。
該案一審、二審法院均根據2013年《商標法》第六十三條第一款規定適用了懲罰性賠償原則。其中，存在些許差異的是，在計算賠償基數時兩審法院基于當事人提出的不同證據采取了法定計算方式的不同類型。法院基于當事人實際提供的證據情況選擇侵權賠償方式，值得肯定。但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在論證該案為何適用懲罰性賠償方式時，對于“主觀惡意明顯”的解釋，似乎僅等同于主觀故意。在司法實踐中，這可能會造成適用懲罰性賠償的情況泛化的現象。實際上，一般故意只有達到主觀惡性較強時才能滿足適用懲罰性賠償的條件。主觀惡意還可以結合個案中被告實施侵權的情節等認定。總的來說，應當從嚴掌握適用懲罰性賠償的條件，嚴格依照法定的條件加以適用。
(評析專家：馮曉青，中國政法大學 教授)
文摘自《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典型案例評析(201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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