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商標侵權中適用法定賠償的考量因素——蒙克雷爾公司訴諾雅卡特公司侵害注冊商標專用權糾紛案
在商標侵權案件中適用法定賠償時，確定賠償數額的考量因素主要有：原告商標的知名度；被訴侵權商標同被侵權商標的近似程度；被告的主觀惡意；被訴侵權產品的價格等。
【案號及審判人員】
一審：北京知識產權法院(2014)京知民初字第52號 審判長江建中、審判員李燕蓉、審判員司品華
二審：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5)高民(知)終字第3529號 審判長焦彥、審判員劉慶輝、審判員馬軍
【相關條款】
201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第六十三條
裁判情況
蒙克雷爾股份公司(簡稱“蒙克雷爾公司”)以被告北京諾雅卡特服裝有限公司(簡稱“諾雅卡特公司”)在其網站上使用帶有“MONCLER”標識的羽絨服圖片的行為構成《商標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的侵犯原告“MONCLER”商標專用權的行為;在羽絨服商品上使用的標識侵害了其第6084721號“MONCLER”商標、第4486670號商標和第G991914號商標的專用權;使用標識的行為侵犯了原告第6084721號“MONCLER”商標、第4486670號商標、第G991913號商標和第G991914號商標的專用權;使用與原告商標、商號高度近似的“mockner.com”域名，構成不正當競爭行為等為由，訴至北京知識產權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權并承擔賠償損失的責任。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一審認為，被告上述行為侵犯原告商標專用權，使用“mockner.com”域名，構成不正當競爭行為。綜合考慮原告商標的知名度，被訴侵權商標同被侵權商標的近似程度，被告的主觀惡意，被訴侵權產品的價格等因素，判決被告賠償原告經濟損失及合理支出人民幣300萬元。
諾雅卡特公司不服原審判決并上訴至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審理認為一審判決并無不當，確認法院可綜合考慮原告商標的知名度、被控侵權行為、情節等相關情況以及蒙克雷爾公司為制止侵權行為而支付的合理開支等因素決定賠償數額。在此基礎上，二審法院判決維持原判。
法官說法
本案是2014年《商標法》施行以來就商標侵權適用法定賠償最高限額的首例判決，具有典型意義。本案的主要爭議點在于侵權賠償數額的確定。原告未舉證證明其因被侵權所遭受的實際損失。被告也未舉證證明其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或者其生產、銷售服裝的數量，亦無許可費可以作為參照。在這種情況下，法院依據2014年《商標法》第六十三條第三款的規定，綜合本案案情酌定被告賠償原告人民幣300萬元。以上裁判主要的考量因素有：
(1)原告的商標具有較高的知名度。為證明其用以主張權利的三枚商標的知名度，原告調取了三枚商標在多種期刊、報紙等媒體上進行廣泛宣傳的記錄，在中國開設門店情況及媒體報道等材料，證明其三枚商標經過長期宣傳、使用，具有較高知名度。
(2)被告行為樣態。被告作為涉案服裝的生產者，其在網站上邀請加盟并招募代理商且侵權的時間較長。
(3)主觀惡意。本案中，被告主觀惡意較強的表現主要有：注冊并使用同原告“MONCLER”商標近似的網站，足以造成消費者的誤認;被告在較長時間內在服裝上使用的商標系其將原告主張權利的商標進行組合使用的;在其網站上展示的服裝上帶有與原告“MONCLER”商標相同的商標;在其生產的服裝上，被告故意不標示生產廠商，其意圖在于傍附原告較高的知名度和市場美譽度。
(4)原告商品的價格與被控侵權商品的價格。被告生產、銷售的服裝在同類商品中價格較高，原告生產的標有涉案商品的商品在同類商品中屬于高端系列，價格也相對較高。
(5)怠于舉證。本案中，被告生產銷售侵權產品的賬簿等主要證據材料均由被告保管，但其未提供侵權獲利或者生產、銷售服裝數量的證據。
作為2014年《商標法》實施以來適用法定賠償上限的第一案，對于在法定賠償中建立起科學標準，充分保障當事人權益，同時又合理約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實現裁判審理標準的統一具有借鑒意義。本案賠償數額的確定采用的是法定賠償方式，但其實質仍為酌情賠償，這是由商標專用權的特性所決定的。我國《侵權責任法》中對于侵權賠償數額的認定一般遵循填平原則，侵權賠償的數額以權利人受到的損失為限。在傳統的侵權案件中，侵權的客體一般為生命權、健康權、物權等權益，相較而言，這些權益的損害后果往往有其他可視化因素用以判斷因侵權造成的損失或獲益。而在侵犯商標專用權的案件中，由于商標權系無形財產，侵權發生后，侵權結果難以直觀呈現，導致商標侵權賠償數額舉證難的問題。為此，2001年修改的《商標法》，引入了法定賠償的制度，具體在2001年《商標法》第五十六條規定中有所體現。2014年《商標法》第六十三條在保留以上條款精神的基礎上作進一步完善。
根據上述規定，確定侵害商標專用權賠償額有四種方式：被侵權所遭受的損失、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商標許可費的倍數及法定賠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2〕32號)第十三條規定，人民法院依據《商標法》第五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確定侵權人的賠償責任時，可以根據權利人選擇的計算方法計算賠償數額。第十六條第一款規定，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權人因被侵權所受到的損失均難以確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請求或者依職權適用《商標法》第五十六條第二款的規定確定賠償數額。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釋的規定，仍舊堅持遵循填平原則，努力還原侵權結果造成的損失或獲益。就確定賠償數額而言，以上幾種確定賠償數額的方法中，被侵權所遭受的損失、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兩種方法是最能體現填平原則的精神。由此，法院在認定侵權商標專用權的賠償數額時，對于前三種計算方式可基于當事人的申請而適用，對于法定賠償的適用則一般應當在依據前三種方式不能確定的情況下采用。然而，在司法實踐中，法定賠償成為法官認定侵權賠償額最常見的方式，當事人也往往怠于對侵權損失或者受益進行舉證，而直接請求適用法定賠償。由于法定賠償的實質是綜合案件因素進行酌定，受限于舉證的程度、裁判者經驗和理念的差異和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等因素，裁判的結果仍具有較大的不可預測性，甚至可能導致類案不類判的情況。
為解決以上問題，社會各界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分析和探討。比如，吳漢東教授提出以知識產權的“合理價值”，即“成本+收益”的方法作為裁判基礎;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司法層次分析法”，即在對權利信息和侵權信息進行綜合評估分析的基礎上，設置相應的權重指標系數和層級目標，最終通過法官行使司法裁量權，確定相對賠償額度首屆“三知論壇”紀要——聚焦知識產權損害賠償等創新。但是，確定知識產權的“合理價值”有賴于知識產權等無形資產交易市場的完善及活躍;“司法層次分析法”實際上是將法定賠償裁判考量因素細化、標準化的，限于樣本數據的不足、不同知識產權價值不同及地區差異等因素，其成為一項通用全國的方法的路途仍任重且遠。
針對司法實踐中出現的這個問題，目前司法界的較為有效的做法是充分利用民事訴訟中的證據和程序制度，法官在侵權案件中充分行使證據釋明職權，通過對證明責任的分配和轉移，引導當事人對商標權的價值、侵權損害后果或侵權獲益等進行舉證，形成雙方當事人之間的有效對抗，探索多種證明方式。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四條規定，《商標法》第五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侵權所獲得的利益，可以根據侵權商品銷售量與該商品單位利潤乘積計算;該商品單位利潤無法查明的，按照注冊商標商品的單位利潤計算。第十五條規定，《商標法》第五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因被侵權所受到的損失，可以根據權利人因侵權所造成商品銷售減少量或者侵權商品銷售量與該注冊商標商品的單位利潤乘積計算。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七條規定，權利人因被侵權所受到的實際損失難以確定的，人民法院應當依照《專利法》第六十五條第一款的規定，要求權利人對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進行舉證;在權利人已經提供侵權人所獲利益的初步證據，而與專利侵權行為相關的賬簿、資料主要由侵權人掌握的情況下，人民法院可以責令侵權人提供該賬簿、資料;侵權人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或者提供虛假的賬簿、資料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權利人的主張和提供的證據認定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此外，也有一些司法案例根據以上規定做了有益嘗試。但從整體上看，各地法院仍較為謹慎，只有較少一部分案件采用了上述計算方式。見(2016)蘇05民初41號判決，(2015)豫法知民終字第00356號判決等。以上判決中對于諸如“利潤率”的計算方式、采信標準、原告初步證明責任的證明程度等問題的把握標準仍舊不統一，有待進一步統一裁判規則。
專家評析
損害賠償額的認定是每個商標侵權案件審理中的必經步驟，但也是不確定性最大的一個步驟。就商標侵權損害賠償的認定而言，一般侵權法上的填平原則與損害賠償計算方法對于商標法領域具有基礎的指導作用，因為賠償用于彌補損害符合法律對于公平的價值追求，商標法是民法的組成部分，我國的法制注重體系化。但不容置疑的是，商標侵權損害賠償認定的司法實踐受政策的影響很大，絕對金額很高的商標損害賠償案件在近年頻繁出現。但是，盡管我國《商標法》歷經多次修改，但原告損害、被告獲利、可參考的許可費和法定賠償四種計算方法基本沒有變化。之所以在計算方法不變的情況下出現損害賠償額大幅提高的情況主要就是因為法定賠償的廣泛適用，而法定賠償的適用中法院的裁量余地很大。盡管司法解釋對于法定賠償的適用中應當考量的因素做出了規定，但是由于這些因素在損害賠償確定中的作用不可量化，加之商品銷售量、銷售額或利潤等證據的缺失，部分法院對司法政策執行不到位而泛泛提高賠償額。該案中，法院正確客觀地認定了法定賠償的各種考量因素：侵權人的惡意、涉案商標的高知名度、侵權的嚴重情節、涉案商品價格等，在此基礎上有理有據地執行司法政策來適用法定賠償，具有示范意義。
(評析專家：馮術杰，清華大學 副教授)
文摘自《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典型案例評析(201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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