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是科技人才的集聚區、科技成果的多產地，但高校科技成果如何有效轉化?存在哪些難點、痛點?如何解決……在3月28日舉行的2025中關村論壇年會中關村國際技術交易大會“中關村科技成果轉化50人論壇”上，西北工業大學資產公司董事長、國家大學科技園主任符新偉在以《高校有組織科技成果轉化的探索與實踐》為主題的主旨報告中，結合西北工業大學(以下簡稱“西工大”)的科技成果轉化實踐，談了自己的看法。
科技成果轉化是高校法定義務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作出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改革的戰略部署，高校是“科技第一生產力、人才第一資源和創新第一動力”的天然結合體，科技成果轉化既是高校社會服務職能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法定義務。
對于高校有組織的科技成果轉化，符新偉結合西北工業大學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的實踐，提煉出了“三個一”，即“轉一批、扶一程、幫一把”，核心是想強調有組織。
針對高校科技成果的“轉一批”，主要涉及轉化方式比較、以作價投資方式轉化的主要判定要素、激勵機制優化和職務科技成果“松綁”等。
“扶一程、幫一把”則主要體現高校在成果轉化后，如何繼續發揮作用。
首先是校企合作。主要是實現項目、平臺、人才的合作，通過爭取省市經費支持企業發展，與企業組建聯合攻關團隊，共建聯合研發機構，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實現產學研深度合作。
還有投后賦能。一是要爭取市場訂單，借助高校行業話語權，幫助企業“站臺”“背書”。二是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爭取省市專項資金，支持企業承擔各類科技項目等。三是對接投融資機構，呼吁種子/天使基金做到真正的投早、投小、投長期、投硬科技。
為什么高校成果轉化大多不選擇作價投資？
近幾年的《中國科技成果轉化年度報告》顯示，高校與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轉化在合同金額上的比例約為7：3.高校比重較大。國家知識產權局曾發布2022年高校的專利產業化率為3.9%，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對高校而言，橫向處于絕對主導地位，占比接近90%，狹義的科技成果轉化(轉讓/許可和作價投資)占比很小。特別是，以作價投資方式轉化的科技成果占比一直不足5%，并且連續三年下滑。
符新偉認為，高校之所以不選擇作價投資，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高校普遍認為作價投資與校企改革存在矛盾。2018年校企改革啟動，許多人認為，校企改革清理關閉校辦企業與高校成果轉化新增企業存在矛盾。然而，校企改革文件已經明確指出，“除科技成果作價投資外，原則上不得以任何形式投資新辦企業”。所以從政策層面來看，二者實際上是不沖突的。二是對高校院所來說，職務科技成果的所有權和“支配權”的分離，是造成現在成果轉化“亂象叢生”的重要原因。成果完成人對成果的使用有絕對話語權，但成果的所有權屬于高校院所，這一對矛盾關系造成了成果轉化的痛點。三是高校校辦企業歷史上的經驗和教訓，絕大部分高校主要是以教訓為主。這三方面原因造成了大部分高校不愿意去作價投資，更愿意通過橫向、轉讓/許可的方式實施轉化，沒有風險和后顧之憂，但這并不完全符合成果轉化規律。
符新偉表示，理論上講，技術成熟度和市場成熟度越高的時候越適合轉讓/許可，但在實際過程中，絕大多數情況取決于成果完成人的意愿。這又涉及三個方面，一是定價問題。對于轉讓/許可而言，過程簡單，高校和教師基本毫無風險，但是收益有限，乙方(企業)的風險大。定價話語權掌握在成果完成人手里，高校作為成果所有權方卻缺失話語權，這是矛盾的。對作價投資而言，利益鏈條清晰且具備法定效力，容易獲得外部資金的支持，股權可以變現。由于第三方投資人的介入，定價更加趨近合理。投資人真金白銀投入時，會從多個維度衡量技術是否值錢，而且在此過程中，也無形中加大了高校的話語權，為高校做有組織的成果轉化奠定了基礎。
二是轉化過程的復雜性，從技術到樣品到產品到商品，需要通過不停地技術迭代。作價投資通過股權將成果完成人、高校、資本和企業實現利益捆綁，形成了天然的風險共擔機制。
三是賦權改革帶來了更多的可能性。很多高校做出了非常好的探索，也形成了高校成果轉化的百花齊放。但總體來看，通過約定的方式，還是存在不確定性和不可預見性，與成果轉化的復雜性、長周期相互作用后，增加了約定兌現的難度。所以，按照成果轉化的規律，轉化方式要堅持最適合的原則，轉化成功了就是最好的。
符新偉認為，以作價投資方式轉化的主要判定要素有三個，即技術成熟度、市場和團隊。技術成熟度對高校來說相對簡單，市場方面則會看成果完成人的橫向科研情況和行業話語權，同時通過專業機構從商業驗證的維度做其他判定。團隊構建方面主要的問題在于教授辦企業到底行不行，對初創企業來說，需要基于信任關系配置團隊，往往通過師生配、同學配、家族配等方式，成功率會高一些。
對成果完成人的獎勵越多越好嗎？
符新偉還表示，科技成果轉化的激勵機制需要再優化。這涉及兩個問題，一是對成果完成人的獎勵，是否越多越好。目前部分省市、地方高校存在極端化獎勵的情況，大多數是將不低于90%的獎勵給予成果完成人，個別地方甚至到99%。極端化獎勵帶來的弊端是打消了其他人的積極性，導致整個轉化過程中只有成果完成人有積極性。這就造成了現在很多成果完成人拿著所謂“自己”的技術去市場單打獨斗，其實成功的概率并不高。
二是成果轉化后收益如何分配才能保證各方積極性。轉化成功有了利益，一定要通過利益分配將轉化鏈路中各方積極性調動起來，讓參與成果轉化的各個方面都有好處。例如，西工大明確，收益獎勵中，科技成果服務單位占20%、持股平臺占20%、二級單位占10%，這樣有助于保證轉化各方都有積極性，確保轉化鏈路暢通。
為職務科技成果“松綁解困”，理順內部機制
符新偉認為，陜西省科技成果轉化“三項改革”的核心就是為職務科技成果“松綁”，主因則是由于所有權和“支配權”分離。
單列管理的核心在于單列后，到底怎么管?符新偉表示，這方面，西工大和上海交大出臺了《職務科技成果單列管理辦法》和《科技成果轉化盡職免責管理辦法》等政策文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他還認為，當前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缺乏統籌，存在多頭管理、九龍治水的現象，西工大通過系列改革，實現了職務科技成果從知識產權形態到形成股權階段的全流程貫通式管理。
構建有組織的科技成果轉化體系
符新偉認為，“轉一批、扶一程、幫一把”，核心是構建有組織的科技成果轉化體系，高校、成果完成人、資本和企業經營管理團隊各司其職，形成合力，助力企業高質量發展，實現共贏。
他介紹道，近幾年，西工大通過構建有組織的成果轉化體系，推動科技成果加速轉化為現實生產力。2020年以來，學校轉化專利800多項，新增成果轉化企業60余家，通過退出部分企業股權，回收資金30億余元。除2家科創板上市企業以外，有8家“小巨人”企業，12家陜西省和西安市的重點產業鏈“鏈主”企業，分別占到了省市重點產業鏈“鏈主”企業的1/10.為地方產業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
他還表示，成果轉化的根源在成果，沒有好的成果，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完善高校科技創新機制，提高成果轉化效能”，在他看來可能是由于高校科技創新機制的導向出了問題，才造成了成果轉化效能不高。高校應該更加重視完善科技創新機制，改革評價機制、導向機制、用人機制等現有科技創新機制，強化科技創新的問題導向和需求導向，為成果轉化提供高質量的源頭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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