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市場、大質量、大監管下的檢驗檢測機構成長與發展概論”系列(七)
我國檢驗檢測機構市場化、集約化改革模式及改革進程分析
2025年2月6日，上海市政府宣布，任命上海申能(集團)有限公司原總經理倪斌出任上海市檢驗檢測認證有限公司董事長。該消息一出，業內傳聞已久的上海市擬像廣東、新疆、河南等地一樣，將原隸屬于市場監管局的部分檢驗檢測、認證機構重組轉企的消息得到證實。據悉，上海市檢驗檢測認證有限公司具體組建方案還在積極準備中，相關部門春節后已進行全員改革動員。
2024年10月底，招商局集團在新疆地方政府支持下，重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市場監督管理局(以下簡稱新疆市場監管局)下屬四大技術機構，組建招商局新疆檢測技術研究院有限公司，其中招商局集團控股56%。以招商局集團、國投集團為代表的超大型央企入場檢驗檢測領域，在推進我國檢驗檢測機構市場化、集約化發展方面將起到巨大的外部推動作用。
2022年8月25日，中央企業檢驗檢測資源專業化整合暨中國中檢股權多元化改革簽約儀式在京舉行。
推動中國檢驗認證(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國中檢)與通用技術集團所屬檢驗檢測企業實施專業化整合，并同步開展中國中檢股權多元化改革，是國資委和中央企業深入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推動檢驗檢測行業進一步做強做優做大，提升服務保障能力、更好地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舉措。
通用技術集團旗下的檢驗檢測認證業務板塊通過股權置換方式整體并入中國中檢，此舉拉開了央企檢驗檢測領域大手筆資源整合的序幕。
回顧我國檢驗檢測機構的市場化、集約化發展之路，不難發現，上層決心很大，各部委行動步調不一，但底層機構參與積極性不大，尤其是引導檢驗檢測機構轉企、走市場化發展道路進展緩慢。
一、我國檢驗檢測機構
改革
2014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中央編辦質檢總局關于整合檢驗檢測認證機構實施意見的通知》(國辦發〔2014〕8號，以下簡稱“8號文件”)，按照“分業推進、分級負責”的原則，對10個重點部門23個相關部門，明確了6方面19項推進整合任務，文件明確“中央部門間檢驗檢測認證機構整合，由中央編辦統籌協調。檢驗檢測認證業務的整合和推動檢驗檢測認證行業做強做大，由質檢總局統籌協調”。
由于種種原因，8號文件沒有很好地落實。從檢驗檢測機構和認證機構總數上看，2014年，全國取得資質認定的檢驗檢測機構約2.83萬家(事業單位性質約1.15萬家，占比40.6%)，認證機構150家。發展到2024年底，全國取得資質認定的檢驗檢測機構總數5.38萬家，認證機構1280家，從數量上看，經過10年整合，機構數量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大幅增加。其中，民營機構數量增幅較大，事業單位性質的檢驗檢測機構絕對數基本維持在1萬家左右，但所占比例從10年前占比40%左右下降到2024年只占比18%左右。
國辦8號文件發布之后，2015年3月，原國家質檢總局印發了《質檢總局關于印發〈全國質檢系統檢驗檢測認證機構整合指導意見〉的通知》(國質檢科〖2015〗86號)，具體部署質檢系統檢驗檢測認證機構的改革工作。經過兩三年的努力，市場監管系統技術機構總數(質檢、計量、纖檢、特檢、標準)從原來的4978家下降到3273家，機構整合幅度達三分之一，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在轉企、市場化方面，果敢進行嘗試的少，觀望的多。
從2014年文件出臺到2018年市場監管總局成立，近4年的推動，全國2800家多系統內質檢機構只有40家左右成功完成了轉企。這與8號文件提出的“到2015年基本完成事業單位性質的機構整合，轉企改制工作基本到位”的目標差距甚遠。因地區經濟發展、產業基礎的差異，各地質檢機構對于轉企改制意見不一，大都持觀望態度。
二、市場監管系統檢驗檢測機構
集約化、市場化改革的主要模式
這些年，各地檢驗檢測技術機構在地方局、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不斷探索，積極推進改革，在不同領域、不同地域取得了一些改革成績，積累了一些改革經驗，筆者將其歸納為以下9種改革模式：
（一）高度集約化——遼寧、江西等地模式
遼寧：2018年7月，遼寧省委省政府發布《省公益性事業單位優化整合方案》，將隸屬于9個行業部門的20家正處級事業單位性質的檢驗檢測認證機構整合成為遼寧省檢驗檢測認證中心(以下簡稱“中心”)，屬于省政府直屬的正廳級機構。中心整合后，逐步發揮整合優勢和技術優勢，累計投入3億余元資金用于新增設備。2021年經營性收入達到3億元，是整合前的1.5倍，員工績效收入也在逐年提升。最近3年因為大環境影響，業績基本保持平穩，中心認真履行社會公益職責，在強檢停征、疫情防控、能力提升、自主用工等方面，平均每年減少財政負擔1億元以上。中心繼續深化事業單位改革，在保留事業單位屬性的基礎上，實行“企業化管理、市場化運作”的新模式。
江西：2020年8月，江西省事業單位整體改革方案出臺，其中，將隸屬于市場監管、工信、科技、國資委、農業、住建、鹽業等部門的20多個檢測單位進行資源重組，與原江西省產品質量監督檢測院、江西省計量科學研究院、江西省特種設備檢驗檢測研究院、江西省質量和標準化研究院等技術機構合并組建江西省檢驗檢測認證總院。后來在實際操作中，公安、農業、住建、鹽業系統的機構并沒有合并進來。
隨后，山西、內蒙古、湖南、北京等地都采用這一改革模式進行檢驗檢測機構資源整合。
山西：2020年11月，山西省出臺了關于檢驗檢測機構市場化整合的方案，成立了山西省檢驗檢測中心(山西省標準計量技術研究院)，將隸屬多個行業部門、省市(含之前整合改革的太原市檢驗檢測中心)兩級22個技術機構整合，成為副廳級事業單位。
內蒙古：2020年12月，經內蒙古自治區政府批準，改組后的內蒙古質檢院成立。由原內蒙古自治區產品質量檢驗研究院、內蒙古建材產品質量檢驗院、內蒙古石油化工監督檢驗研究院、內蒙古電子信息產品質量檢驗院、內蒙古食品檢驗檢測中心等5個事業單位的職能整合組建，為內蒙古市場監督管理局所屬正處級公益二類事業單位。
湖南：2021年6月，湖南省出臺市場監管系統事業單位改革方案，將湖南省質檢院和湖南省食品質量監督檢驗研究院合并，組建新的湖南省產(商)品質量檢驗研究。
北京：2021年10月，北京市檢驗檢測認證中心成立，將北京市質檢、食品糧油、計量、認證、質量、特檢等多家技術機構進行整合，成為副局級二類事業單位。
遼寧率先采取的這種“只集約不市場”的改革模式，采取橫向整合跨部門的多家技術機構(有的還不僅僅是檢驗檢測機構)，行政級別或者升格或保留原級別，這一模式平穩，比較容易操作，干部員工也不反對。
但這樣的改革，除了數量上看減少了事業單位，從財政負擔來說，有的有減輕，有的并沒有太多變化。
（二）集約化+市場化同步進行——大連模式
2018年8月，大連市委市政府決定，將大連市場監督管理局下屬7個事業單位都脫離市場監管局，組建大連檢驗集團(后來更名為大連檢驗檢測認證集團，為正局級國企，歸大連市國資委領導)，集約化和市場化(轉企)一步到位，進軍全國市場。在全國100多個城市開設了37家子公司/分公司/辦事處。2021年實現營收4.18億元，利潤6000多萬元，相比2018年的行政事業性收費不到2億元(利潤虧損600多萬元)，收入實現了翻番。2022年1月開始進軍核酸檢測市場，一度發展成為東北最大的核酸檢測機構。近3年業績穩中有升。
比大連動作更大的是廣東。2021年5月，廣東省委省政府決定，將廣東省市場監管局下屬116家技術機構(不包含廣州、深圳)合并組建廣東省檢驗檢測認證研究院集團有限公司(粵檢集團)，注冊資金100億元。由廣東省市場監管局根據省政府授權履行出資人和監管職責。2021年集團實現預算總收入37.89億元(不含涉企免征，如果不免，營收超過50億元)。目前粵檢集團改革工作蹄疾步穩，還在積極推進，各機構仍然按照原來的名分在獨立運行。
系統內質檢機構市場化、集約化改革先行者，首屬四川省和成都市同城整合改革。
2006年，按照國家政策導向和上級決策部署，四川省質檢院和成都市質檢院啟動整合改革，并于2014年1月1日以成都產品質量檢驗研究院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成檢公司”)為紐帶整合一體化運行。成檢公司成立以來，為實現省市兩院及公司一體化運行，省質檢院和市質檢院院長分別擔任成檢公司董事長、總經理，3年一輪換。省、市兩院“人、財、物”全部在成檢公司框架下運作管理，實現了資源的合理化配置和最大最優化使用。經過8年的一體化運行實踐，現已擁有600多人，2021年檢驗檢測總收入3.05億元(其中市場委托業務2.45億元)，近3年業績因為大環境原因，出現一定程度下滑。四川省的改革還沒有完全到位，省、市質檢院仍然保留著兩個獨自的事業單位牌子，兩院在編人員既是企業身份也是事業單位身份，運行之初就潛伏著體制不順、機制不暢、發展受限等諸多問題，目前正在穩步推進深化改革。
四川省、江蘇省、浙江省等地的一些地市、縣市技術機構在地方政府主導下，也有集約化、市場化一步到位的一些改革案例，在此不一一贅述。
（三）公益和市場化業務剝離——廣檢集團模式
從質檢院剝離出市場化業務，公益屬性的還保留在事業單位。
廣州市委市政府2016年就啟動剝離改革，從廣州質檢院剝離出來食品業務，從廣州纖維檢驗院剝離出來紡織服裝業務，在兩大板塊業務基礎上組建了廣州檢驗檢測認證集團有限公司(廣檢集團)，由廣州市國資委履行出資人責任，委托廣州市市場監管局監管，為市管正局級國企。經過五六年發展，2021年，廣檢集團業務收入已經從成立初期的不到2億元發展到突破7億元，這幾年業務基本保持小幅穩定增長。
（四）單體轉企——山東特檢模式
2016年7月，山東省人民政府批準全省特檢機構改革方案，以山東省特種設備檢驗研究院(以下簡稱“山東省特檢院”)為主組建山東特檢院集團，為省管一級公益類國有企業，由山東省國資委管理。2016年11月，山東省特檢院經批復正式轉制，為山東特檢院集團二級公司、公益類國有企業。至2021年底，山東特檢院集團公司營業收入從2016年的6600萬元發展到2021年2.8億元，利潤5200萬元，資產規模達到5.2億元，職工人數從146人發展到376人。在全國主要區域經濟中心設了立分支機構，業務范圍覆蓋30多個省、市、自治區;積極服務海外中資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15個國家和地區開展檢驗服務。山東省外和海外業務占比超過50%，市場化業務占比超過90%。目前，其仍是唯一成功轉制并完全企業化運作的省級特檢機構。
2020年，國家開發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簡稱“國投”)貫徹國務院領導工作指示，落實與原國家質檢總局合作協議、加快戰略性新興產業國有資本布局，在山東省推進央地合作等背景下，增資控股山東特檢院集團51%股份，在國投支持下，2022年落實國企改革3年行動要求成立了董事會，組建了山東省特種設備檢驗研究院集團有限公司。
（五）單體剝離轉企再與央企重組——重慶招商車研模式
重慶市2016年由重慶市計量質量檢測研究院牽頭成立了重慶檢測認證集團，注冊資本1.5億元，經過與招商局集團長達4年的商洽，最后于2020年最終達成合作：在重慶市計量質量檢測研究院將市場化業務部分與公益業務部分剝離之后，市場化業務部分進行資產評估，以重慶財政部門而非國資委作為合作一方，與招商局集團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招商局集團采取增資擴股(投入22億元現金)而不是購買的方式在合作公司中控股51%。之后，重慶檢驗認證集團由重慶市市場監管局下屬轉為央企控股企業。2021年，又將車輛檢測板塊獨立，分別成立了招商局檢測車輛技術研究院有限公司和招商局檢測認證(重慶)有限公司。就重慶方面而言，采取財政局作為出資人并委托重慶市市場監管局管理，由重慶市財政局代為持有49%股份并用所持股份獲得的回報繼續支持重慶市市場監管局事業發展的合作模式，質檢院所可以充分利用招商局集團在全國和“一帶一路”國家的投資布局，全面打造“招商檢測”品牌，形成可與SGS、UL等大品牌國際檢驗檢測機構抗衡的民族檢驗檢測品牌。
（六）法定機構——深圳模式
2018年12月，深圳市通過地方法規(市長令)，將深圳市計量質量檢測研究院(以下簡稱“深圳院”)定位為法定機構。
深圳院的“法定機構”模式，解決了事業單位不能辦企業、不能異地發展的問題，減輕了事業單位體制內職工轉企改革的心理負擔，解決了管理層及員工薪酬遞增和不封頂問題。深圳院的改革模式是以地方立法的方式推動改革，這個模式受到很多沿海甚至內地的質檢院的追捧。
（七）雙軌制——河南模式
2022年5月27日，河南省改革方案出爐，將河南省市場監管局下屬10家技術機構、農業農村廳4家機構、工業和信息化廳1家機構、省糧食和物資儲備局1家機構整合，組建河南省檢驗檢測研究院集團有限公司(豫檢集團)，注冊資本100億元。同時組建河南省計量標準和產品質量檢驗檢測中心(豫檢中心)，作為公益一類事業單位。2023年，豫檢集團在河南省委省政府、河南省編辦、省財政廳的支持下，深化改革，副廳級公益一類事業單位——河南省計量標準產檢中心徹底并入豫檢集團，真正實現了一體化運作。目前豫檢集團(豫檢中心)下設13家子公司和9個研究院，承擔公益性、法制性、強制性檢驗檢測業務的同時，聚力開展市場化檢驗檢測業務。2023年，豫檢集團各項收益指標創新高，2024年總業績有望突破20億元。
（八）不變體制變機制——浙江省特種設備科學研究院改革模式
浙江特檢的改革模式是在不轉變體制(不轉企)的情況下，轉變運行機制：
一是建立打破編制界限的用工機制。根據核定的績效總額和崗位總量，創新構建科研、檢驗和管理三類崗位序列，全體人員每兩年按崗位設置實施“雙向選擇、競聘上崗”。二是建立末端淘汰的競聘機制。每三年全體專業技術人員按“科研分”排名入崗，并明確即使高級職稱崗位有富余也要實施5%比例的末端淘汰制。三是建立履職導向的分配機制。全面推行同崗同薪、同工同酬，根據公益履職、質量考核、業務拓展等工作業績實施績效分配，將業務部門所從事的純公益性工作折算成“虛擬”產值并納入年終考核，并重點向工作量大、風險高的一線崗位及科研人才傾斜。
浙江省特種設備科學研究院改革8年來，積累凈資產增長到5倍，超6.8億元;裝備資產原值增長到5倍，超2.63億元;業務收入增長到3.4倍，超過3.1億元。
（九）集約化+市場化+央企控股——新疆模式
2024年10月31日，一則新聞如閃電劃破長空，沉寂一兩年的國家質量基礎設施(NQI)技術機構整合、市場化改革再起波瀾，招商局集團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支持下，與新疆市場監管局達成合作，將新疆市場監管局下屬四大技術機構中大部分市場化業務剝離出來，組建招商新檢(“招商新疆檢測技術研究院有限公司”)，招商控股56%，新疆市場監管局下屬四大院占股44%。
為解決部分事業單位身份員工愿意繼續保留事業單位身份問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于2024年12月又成立了一個新機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質量基礎發展研究院[自治區標準化研究院、中亞標準化(新疆)研究中心]，在事企分開后，一些干部的去留有了選擇余地。
這是招商局集團繼10年前與重慶市政府協商合作成立招商局檢測車輛技術研究院有限公司、招商局檢測認證(重慶)有限公司之后，招商局集團在NQI領域再進一步的大動作。
招商局的大動作，無疑打破了國資委原來布局規劃的“一業一企”“一企一業”的戰略，也是推進檢驗檢測集約化、市場化改革的大手筆。
三、檢驗檢測機構市場化（轉企）改制
存在的問題
（一）領導層和廣大干部職工改革動力不足
目前，大部分事業單位性質的檢驗檢測機構對于轉企改制在觀望等政策，有的內心很抵制，改革動力嚴重不足，改革“上熱下冷”。
一是主要負責人的態度。深圳“法定機構”改革模式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除了深圳特區的獨特地位、深圳市政府的支持以外，深圳市計量質量檢測研究院主要負責人的堅定改革態度也很重要。在早期的混改路線流產之后，該院領導班子仍然高舉改革旗幟，帶領全院摸索改革發展道路。而有些機構熱衷于強調自己是公益一類事業單位性質，關心行政級別，不愿意改革，在機構轉企改革問題上能拖則拖。
二是員工思想認識問題。有些編制內干部員工對于轉企改革心存恐懼，不愿意放棄事業單位(干部)身份，有的單位在剝離轉企改革中，愿意放棄身份到企業去的干部員工不足三分之一。
（二）外部環境不足以支撐改革，缺少配套政策
我國目前體制內外人員的退休待遇和保障存在較大差異。體制內的人員在職享受五險一金，退休以后待遇仍然有保障，但在很多地方，一旦離開事業單位體制，退休后很多待遇(收入)地方社保部門是沒有的，要企業自己掙了才有。而體制內的公務員或者事業單位員工則旱澇保收，不擔心退休后的收入水平大幅下降，這是編制內事業單位員工不愿意放棄身份的根本原因。一句話，企業退休人員和事業單位、公務員退休人員待遇上的“雙軌制”，是推進事業單位性質檢驗檢測機構轉企改革的一個最大難題。
（三）缺乏頂層設計，政策層面缺乏配套改革指導性文件
檢驗檢測機構到底應當走公益性單位還是營利性單位的發展道路，國家有關部門應當在充分調研基礎上，做好頂層設計。目前這種既要保持公益一類事業單位又要走市場創收的雙跨體制，讓機構左右為難，只能觀望等待。如果強調公益事業屬性，受事業單位編制限制和事業單位職工績效工資總額封頂等因素影響，高端人才難以引進，員工積極性發揮不出來，造成人才流失。走市場化道路，或者是把公益屬性業務和市場屬性業務剝離，將市場屬性業務剝離轉企，就必須有財政、人社、編辦等部門的配套支持政策，不能簡單說轉企就轉企。
國家有關部門應該制定科學合理的檢驗檢測機構改革規劃，并在規劃過程中統籌考慮不同省市、不同規模機構的具體情況，廣泛征集機構的建議，抓好各項工作要點、細化分工的落實，要在規劃中突出各機構的優勢與特色，出臺差異化政策，立足各地資源優勢，優先東部檢驗機構發展，對西部檢驗機構起到示范和拉動作用，并優化東部發達地區的相關政策，例如創新財政支持方式，制定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等。
目前的事業單位體制機制，使得體制內的檢驗檢測機構難以突破地域限制，難以形成干部員工薪酬激勵機制，財政政策無法承擔機構發展各項成本。現在東部發達地區收入上億元的事業單位性質的檢驗檢測機構，真正的財政撥款在總收入中占比很少，但中部西部不發達地區，事業單位性質的檢驗檢測機構自我創收能力不高，主要還是依靠財政撥款維持運行。
當前，環保政策加緊實施、東部沿海地區中心城市人員及場地成本增加等因素使得越來越多的中心城市企業選擇外遷，但受機制體制約束，體制內的檢驗檢測機構無法跨省市布局投資與服務，難以在其他省份開展實驗室檢驗檢測任務。由于缺乏整合其他優質檢測資源的政策和靈活創新的機制體制，導致其服務范圍難以延伸和擴展。
檢驗檢測機構按照市場化運作是檢驗檢測市場化發展的客觀需要，也是機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維持良性運轉、尋求自我發展的有效途徑。為了適應復雜變化的市場環境，需要建立市場化的機制，用更新的管理思想和更靈活的管理手段迎接市場的考驗。
（四）政府的公益性項目可能面臨挑戰
目前，事業單位性質的檢驗檢測機構不僅承擔政府任務，還承擔檢驗檢測科研項目研究、標準制修訂、設備研發等基礎性科研活動。一方面，作為公益一類政府實驗室，在人員、設備、場地、技改投入等方面能夠享受政府財政的支持，市場開拓收入又能夠彌補財政經費不足，支持機構擴展檢驗檢測資質能力。另一方面，作為政府監管技術支撐的主力軍，如果轉制為企業，以盈利為主要目的，以產業化發展為方向，并受市場機制調節，為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難免淡化基礎性科研、標準研發等公益性活動，不利于新的市場監管體系建設和完善，當發生突發性安全事件時，政府需要緊急的技術支撐時，即使通過招投標方式，也可能面臨因為無利可圖或因為責任重、風險大而出現無機構申請投標的尷尬局面。再者，在一些涉及公共安全和國家安全的領域，必須是國家官方檢驗檢測機構出面保障，不可能交給第三方民營機構甚至外資機構，比如，國家重大機關辦公樓的電梯安全、食品安全、環境質量和室內空氣質量監測等，不會采取市場招投標方式交給第三方機構。
因此，檢驗檢測機構市場化改革如果采取一刀切轉企模式，存在系統風險，國家需要有一支技術保障隊伍，不論是保證政府公益性任務，還是確保市場的公平、公正，抑或是構建良好的市場營銷環境，都需要保留這樣一支隊伍作為政府特殊保障和市場監管技術支撐的主力軍。
（五）剝離式轉企改革，容易造成新一輪重復投資建設
一些規模小、輕資產的事業單位性質的檢驗檢測機構轉企，難以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下生存。而一些重資產機構如果轉企，一來是剝離分家困難，重大型儀器設備分家會帶來新的重復投資，浪費國家資源。既使采用“剝離”的形式將所謂公益屬性和市場屬性業務分開，公益屬性部分為了強化政府公益保障能力，轉企部分為了增強市場競爭力，勢必都會重新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增加設備投入，造成重復投資，導致政府資源浪費。如果不加大投入和建設，公益部分會逐步萎縮，人才流失，難以為繼。
（六）改革涉及面廣，各個部門間政策協調難度大
事業單位性質的檢驗檢測機構轉企改革、走市場化道路，需要協調的部門(事項)眾多，非以一家之力所能企及，這是改革推進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
事業單位性質的檢驗檢測機構轉企改制，需要在省(市)政府指導下，拿出改革方案，牽涉十多個部門，需要協調人、財、物方方面面諸多事情，哪一個環節出現一點狀況，都會影響改革的整體推進，影響改革參與者的獲得感和滿意度。
（七）我國檢驗檢測市場自身發育不夠成熟
我國檢驗檢測市場是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第三產業，市場的發育度和活躍度完全依賴產業經濟的發展程度，所以，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檢驗檢測產業的發展遠高于中西部經濟不發達地區。雖然，經歷4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發展迅猛，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我國第三方檢驗檢測服務業起步較晚，也就是近20年隨著外資檢驗檢測機構的進入，一些民營檢驗檢測機構開始崛起，才逐步興起了第三方檢驗檢測市場。傳統事業單位性質的各行各業的檢驗檢測機構現在仍然占比約23%，加上機械、電子、輕工、化工、紡織、建工建材、電力、石油化工、煤炭、商貿等領域實現轉企運作的檢驗檢測機構，國有檢驗檢測機構在5.4萬家檢驗檢測機構中接近一半，仍然是我國檢驗檢測市場的主力軍。
另外，我國檢驗檢測行業集中度低，碎片化、區域化特征明顯，小散弱現象突出，市場發育并不成熟，一些領域(如食品、建工建材)機構眾多，市場出現供大于求、過度競爭，但在生命科學、人工智能、戰略性新興產業等領域，高端檢驗檢測供給又不足。截至2023年底，整個檢驗檢測市場人均營收不到30萬元(29.9萬元)，機構平均營收880萬元，營收超過5000萬元的檢驗檢測機構只有1565家，超過1億元的685家，超過5億元的僅71家，難以形成全國性品牌，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較小。
結語
推進我國檢驗檢測機構市場化、集約化改革是市場監管總局領導提出的檢驗檢測機構“五化”(市場化、集約化、國際化、專業化、規范化)發展的重要思想，是我國檢驗檢測機構在“大市場、大質量、大監管”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但鑒于上述原因，我國事業單位性質的1萬來家檢驗檢測機構10年來推進集約化、市場化改革方面相對遲緩。但我們也看到，四川、浙江、江蘇、山東、遼寧等一些地方政府都在積極努力，推進檢驗檢測機構的合并轉企，推進檢驗檢測機構的集約化、市場化發展。
改革目標是明確的，改革道路上充滿困難和艱辛，需要上下齊心協力，共同積極努力。中編辦、市場監管總局也一直關注關心檢驗檢測領域的市場化、集約化改革，通過宣傳改革成功案例，實現“典型引路”的示范效應。檢驗檢測機構只有堅定信心，堅持“五化”發展道路，持續推進我國檢驗檢測機構的市場化、集約化改革，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優勝劣汰，做大做優做強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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