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拓展了內容產出的途徑，并極大地提高了內容生成的效率。通過用戶輸入的提示詞，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快速合成在外觀上與人類創作的作品毫無區別的文字、圖片與音視頻等內容。關于生成式人工智能輸出內容性質的界定，學理及實踐中存在不同的見解，有認為人工智能在此僅充當人類創作的輔助工具，最終形成的符號組合是人類借助工具將構思具體化的結果，因此應當認定為作品，我國法院在最近的判決中即作出了此種認定;相比之下，域外版權保護實踐中對生成式人工智能輸出內容的可版權性多持否定態度。對輸出內容性質的不同界定決定了不同的立法保護路徑，因此，有必要回歸作品認定的制度與原理，在不同的認定之間作出符合版權立法原理的抉擇。
1.作者須在作品形成中投入了直接智力勞動
《著作權法》規定“創作作品的自然人是作者”，《著作權法實施條例》對創作的界定是“直接產生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的智力活動”，同時也明確為創作提供咨詢意見、物質與服務保障的行為不屬于創作。由此，作品必須是作者智力勞動的直接產物，是作者內心構思的具體外化。為他人提供抽象的創作靈感及概括構思之人，僅對作者形成具體構思起間接的啟發作用，在作品具體表達形成的過程中并無決定力與控制力，因而不能依據此種智力投入主張作者身份。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圖片侵權案”中，原告通過人工智能圖片生成軟件獲得了涉案人物圖，被告未經許可在自媒體中使用了該圖片。北京互聯網法院在原告身份的認定中指出，用戶在機器輸出內容的過程中投入了創作性貢獻，因此應當被認定為生成內容的作者。涉案人工智能圖片生成軟件運作的流程為，用戶在輸入提示詞后，得到相應風格的圖像。該案原告在輸入“超高品質照片”“外景”“日本偶像”“完美的皮膚”“夢幻般的黑眼睛”等詞語后，在系統初步輸出的基礎上，通過改變參數和增加提示詞對圖片進行了調適，獲得了涉案圖片。法院認為原告在提示詞的選擇與順序安排、參數的設置、圖片的選擇中付出了創作性勞動，故而取得了涉案圖片的作者身份。如上文所述，作者必須是對最終形成的表達進行具體構思，對內容的形成有直接決定力與控制力之人，在該案中，作為原告的用戶輸入的提示詞并不能決定圖片的背景設定、構圖與著色、人物的具體造型、五官勾勒、姿勢及表情，換言之，符合用戶要求的內容與提示詞之間并不存在直接對應關系，提示詞的作用更多體現在對圖片風格的限定上，用戶僅為圖片的生成提供了抽象的思想，其并不能預見系統輸出的具體內容，故不宜認為本案中用戶的智力貢獻屬于創作性勞動，并可使其據此取得作者的身份。截至目前，美國版權保護實踐中從未承認過生成式人工智能輸出內容的作品屬性。在“《太空歌劇院》登記案”中，盡管申請人聲稱其在進行至少624次的提示詞輸入和修改后才得到了涉案圖片，但美國版權局并不認為申請人的投入與貢獻決定了機器的內容輸出，最終拒絕了涉案圖片的版權登記申請。
雖然從目前發生的糾紛來看，用戶在人工智能圖片生成過程中的貢獻僅在于提供了限定風格的抽象文本，但這并不意味著用戶永遠不能對人工智能輸出的內容主張作者身份，用戶地位的確定需要在個案中進行具體認定。例如，用戶希望通過生成式人工智能獲得一張貓咪的圖片，如果其輸入的提示詞為“安靜的貓咪”“動漫形象”“有神的眼睛”這類概括描述式的文本，此時用戶僅為圖片的形成貢獻了抽象的思想，不能認為圖片的形成是其創作性智力勞動的結果。但如果用戶輸入的提示詞足夠具體，對貓咪的身體各部分的形狀、花紋的分布與顏色、姿勢等作出了詳細的限定，無論是人類還是機器，按照此種描述繪制的貓咪形象并無實質性差異，那么就可認為機器生成的內容是用戶具體構思的外化，用戶是機器生成內容的作者。
2.作品須為自然人創作的結果
我國法院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圖片侵權案”的判決中指出，技術的發展使人類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先進工具的使用意味著人類投入的減少，并以相機為例，說明了機器在人類創作中的替代作用，法院由此認為，人工智能僅是輔助人類創作的工具，本案中人工智能的使用未對用戶主張作者身份產生影響。完整的創作過程包括兩個主要步驟：內心的構思及將構思以一定的符號表達于外的過程。立法要求作者是“直接產生”內容的主體，這就意味著，技術只能在符號外化的階段發揮輔助創作的作用，而不能介入構思環節，切斷人類對內容直接聯系。在相機發明之前，人類多依繪畫來固定某一場景，相機的出現僅僅改變了場景固定的手段及符號形式，拍攝內容及手法仍然由拍攝者決定。與傳統的創作輔助工具相比，生成式人工智能并非僅在被動意義上充任著外化人類創作構思的工具，其在很大程度上自主決定了內容的生成。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圖片侵權案”中，雖然用戶通過輸入提示詞的方法觸發了人工智能系統的運作，但其事前根本無法預見機器最終輸出圖片的具體內容，因此不能認為用戶是涉案圖片的作者，事實上，對涉案圖片的形成具有絕對決定力的是人工智能系統。
那么，此種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圖片是否可以被認定為《著作權法》中的作品呢?《著作權法》第三條規定作品“是指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內具有獨創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現的智力成果”，雖然立法在此處未言明作品必須由自然人創作，但獨創性這一要件本身暗含了自然人創作這一重要前提。獨創性的要求有二，一是作品由作者獨立完成，二是作品必須具有一定的智力創作高度。在“舌尖上的中國案”中，法院認為“舌尖上的中國”六個字過于簡短，無法充分反映作者的思想感情，因此不滿足作品認定的“獨創性”要求。在此，法院認為作品必須反映了具有一定深度的思想感情，而思想感情唯自然人獨有，因此，獨創性要件本身即蘊含著自然人作者的前提要求，由人工智能自主生成的圖片不符合作品認定的主體要求。
由上所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圖片侵權案”中，用戶并非涉案圖片的作者，此種由計算機軟件自主生成的內容也無法被認定為《著作權法》中的作品，涉案圖片的性質界定無從在著作權體系中找尋原理與制度依據。跳出法律分析的框架，法院為生成式人工智能輸出內容賦權的做法是否會過度增加社會成本值得思考。在本案中，用戶利用的圖像生成軟件為免費的開源軟件，其通過輸入提示詞就可快速獲得大量的生成內容。法院的賦權是否會產生對用戶微小投入過度保護的效果，從而提高社會公眾獲取和保護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成本應當成為裁判者對生成內容定性時考慮的重要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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