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上的知識產權之聲
董明珠：盡快設立國家知識產權法院
全國人大代表、格力電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董明珠在今年兩會提出了關于“盡快設立國家知識產權法院”的建議。
董明珠建議，應盡快組建國家知識產權法院，實現從“知識產權法庭”到“知識產權法院”的跨越，使之成為隸屬最高人民法院，獨立審理知識產權終審案件的專門法院，充分保障知識產權審判的專業性和專門性。再者，要完善知識產權法院的相關配套機制，加強對相關人員、機構的物資保障;加強對國家知識產權法院建設的宣傳力度，提升全體公民對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意識。
2019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掛牌成立。這是最高人民法院派出的常設審判機構，是中國最高審判機關設立的專門的知識產權法庭，審理專利等專業技術性較強的知識產權民事和行政上訴案件。此外，截至2022年2月，全國還設有25個知識產權法庭。
董明珠認為，目前，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運行還存在一些突出問題與困難。一是職能定位需要進一步完善。2021年受理案件占全院案件的15%，其中民事和行政二審案件分別占全院68%和100%，既造成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數量過大，也不利于更好發揮研究制定司法政策、加強審判監督指導等方面職能作用。二是人財物保障亟需進一步加強。法庭由于是最高人民法院內設機構，與承擔的繁重任務、重大使命不相匹配，面臨人財物、辦公場所保障等諸多困難，亟待解決。
來源：經濟觀察報
趙雯：成立國家知識產權研究院
全國政協常委、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趙雯今年，趙雯對知識產權的關注點放在人才培養上。
趙雯觀察到，目前設立知識產權本科專業的高校僅100所(在全國高校中占比不足3%)，每年畢業生不足2萬人。“十三五”期間，知識產權人才隊伍共約69萬人，要實現2025年知識產權人才隊伍規模超過100萬人的目標，缺口很大。
此外，僅北京大學、中國政法大學、上海國際知識產權學院等少數高校開展知識產權方向碩士/博士研究生培養工作，具有國際視野、交叉學科背景的知識產權高端人才缺口更大。
趙雯認為，首先要健全頂層設計。知識產權保護、運用、服務、國際化涉及諸多行政管理部門與經濟社會各個領域，知識產權人才具有復合型、專業化、重實務的特點。其高端人才培養應以《綱要》為指引，從國家層面健全頂層設計。
具體來說，一要成立國家知識產權研究院，薈萃現有高層次研究力量，建設世界一流的知識產權智庫。二要將知識產權明確為一級學科，下分知識產權保護、運用、服務、國際化與基礎五個二級學科，細化培養方向。三要逐步增加知識產權碩士點、博士點，擴大培養規模。在教育部、國家知識產權局主導下，選擇有條件的高校開展知識產權一級學科建設試點。在此基礎上，總結經驗，以分級分類培養復合型、專業型人才為出發點，規范學科培養體系及相應的知識體系、教學內容、實務要求。
來源：法治日報
丁磊：搭建全球知識產權交易平臺
全國政協委員、網易公司首席執行官丁磊提交了《關于搭建全球知識產權數字交易平臺 激發社會創新活力的提案》。
近些年，越來越多中國文化產品、尖端技術專利走出中國，走向全球交易市場。冰墩墩、三體、西游等中國文化IP，已在全球超過200個國家和地區，獲得廣泛影響力，掀起“中國風”浪潮。為進一步推動知識產權強國目標的實現，加強知識產權基礎設施建設、激勵知識產權領域的優質創新創造，勢在必行。
提案建議，由國家牽頭搭建全球知識產權交易平臺，針對文創IP、芯片、數字影音等重點知識產權領域，形成明碼標價、按需收費、公平合理、售后完善的全球知識產權定價和交易體系，激發全社會的創新創造力;加大對新型侵權盜版行為的懲處整改力度，建立侵權“黑名單”，維護知識產權所有人的合法權益。
來源 ：北京青年報
蔣穎：提升知識產權融資效率
全國政協委員、德勤中國副首席執行官蔣穎提交了《關于優化知識產權價值運營、激發知識產權融資效率》的提案。蔣穎表示，融資是企業創新生態中的關鍵一環，尤其對于多以輕資產運營的高科技中小企業而言，這些企業如果能夠提升自身知識產權的價值運營效率，將大幅提升持續創新的能力和動力。
不過，蔣穎同時指出，在實踐中，還存在缺乏統一權威的知識產權價值評估體系;知識產權評估機構專業化水平參差不齊，且無須對評估結果擔責;知識產權融資相關主體尚未形成緊密合作關系，融資周期長，流程復雜等挑戰。
因此，蔣穎建議：一是完善知識產權價值評估體系，二是加強對知識產權評估機構的監管與評價，三是升級完善一站式知識產權運營服務平臺，四是加強知識產權專業人才建設。
來源：澎湃新聞
樊慶峰：加快推廣知識產權證券化“深圳模式”
全國人大代表、深圳市高新投集團有限公司副總裁樊慶峰指出，知識產權是科技型中小微企業最重要的無形資產之一。發展知識產權融資，匹配輕資產、高成長的科技企業的融資需求，讓‘知產’變‘資產’，是金融服務機構支持實體經濟、助力科技創新的重要舞臺。
深圳高新投作為扎根深圳的國有金融服務集團積極響應政策號召，充分考慮中小微科技型企業特點，利用集團專業化、全鏈條、多牌照的綜合性優勢，創造性地探索出全國首個以小額債權為基礎資產的知識產權證券化模式，從破解中小微科技型企業融資難、融資貴、融資慢的困境入手，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成功構建起知識產權證券化“深圳模式”。
來源：中國經營報
孫飄揚：擴大藥品專利期限補償效力和授予條件
全國人大代表、恒瑞醫藥董事長孫飄揚提交了“關于擴大藥品專利期限補償效力和授予條件、促進醫藥創新的建議”。
孫飄揚在建議中指出，“2021年6月，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生效實施，其中明確了建立藥品專利期限補償制度。但是，根據目前出臺的實施細則和審查指南征求意見稿來看，對該期限補償的效力規定過于狹窄，從而導致創新藥雖然有機會獲得專利期限的補償，但其阻止仿制藥或改良性新藥的效果可能打折扣。”
孫飄揚指出，抗癌藥是臨床試驗耗時比較長的藥品種類，特別是對于一些生存期較長的腫瘤，需要和已有的標準療法取得生存期方面的優勢數據，導致臨床試驗總時長占據了20年專利期的絕大部分。而由于臨床治療的現狀，同一藥物，用于同一種腫瘤，只是用藥的時間階段不同，例如早期、晚期，一線、二線、三線用藥，都需要開展各自獨立的臨床試驗來申報上市，在新藥第一次批準后，每完成一個臨床試驗申報上市，都視為一個新適應癥，即一個新的2.4類新藥。
因此，如果首次上市時專利權人使用化合物專利來申請延期，僅能覆蓋當時的適應癥，新增2.4適應癥需要額外的延期，將導致很多適應癥無法得到相應的期限補償，這使得其他主體可以輕易地仿制未獲得延期保護的那些適應癥來繞開專利期限補償制度，極大地打擊新藥研發企業的動力。
基于上述情況，孫飄揚向國家知識產權局提出兩條具體建議：
第一，在《專利法實施細則》和《專利審查指南》修訂過程中，充分考慮上述情況，允許在中國進行了完整臨床試驗的進口新藥獲得專利期限補償。
第二，增強專利期限補償的效力，至少對于首次上市的創新藥，當使用化合物專利來申請期限補償時，其期限補償效力應能夠覆蓋該藥品所有的適應癥，而不僅限于申請時已批準的適應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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