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的同事最近在上海旁聽了一個專利案件，涉案金額5000萬+，被告律師有個疑問，竟然當庭將爭議焦點問題輸入ChatGPT，將AI的回答作為主張證據，關鍵是還被采納了。
這波節奏，就是揮刀自宮，自己將自己弄失業的節奏。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驗。對時代需要的感知、流行的道德和政治理論、對公共政策的直覺，不管你承認與否，甚至法官和他的同胞所共有的偏見對人們決定是否遵守規則所起的作用，都遠遠大于三段論。法律包含了一個民族許多世紀的發展歷史。它不能被當作由公理和推論組成的數學書。
——霍姆斯《普通法》
律師使用AI，得有底線和技巧
正如上述霍姆斯所講，法律的定位在于推行公序良俗，律師的生命在于經驗而不在于技巧。
這點，美國就為我們做出了表率：2024年6月，美國佛羅里達州一位名叫Thomas Grant Neusom的律師，因在法律文件中使用了人工智能工具，面臨了律師協會的紀律處分。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迅猛發展，AI工具在法律行業的應用越來越廣泛：從法律研究、文書起草到案件分析，AI正在改變律師的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然而，佛羅里達這一事件暴露出在享受AI技術帶來的便利的同時，法律從業人員也面臨著新的挑戰和風險。
首先，AI會提供誤導。AI大模型，既然能給律師提供強大的輔助作用，也能直接為當事人所用，但是無論AI到底多厲害，仍然還可能會生成虛假或誤導性內容，從而引發倫理問題，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并可能引起法律糾紛。
其次，AI會泄露當事人隱私。AI也可能會引發數據安全風險等法律糾紛，可能會收集、存儲、處理或泄露當事人提供的個人信息、隱私、商業秘密等敏感數據，導致數據安全風險。而保護當事人隱私，是律師要做的首要工作，這點失去了，其余的都是無根之木。
第三，AI的重大問題是算法偏見的可能性，導致量法不均。即人工智能系統由于學習是基于現有公開數據，可能會無意中延續或放大現有的偏見。這種風險在刑事司法等敏感領域尤為突出，因為帶有偏見的人工智能可能會影響量刑建議或假釋決定。
第四，就業方面看，人工智能具有眾多優勢，導致人們對法律行業內可能出現的工作崗位流失現象感到擔憂。畢竟AI強大的信息整合和對話能力依托于互聯網強大的數據庫，數據庫的海量信息遠超出人腦的裝載量，所以AI的認知能力普遍高于律師，效率高于律師，AI的智能成本低于律師的人工成本，所以簡單標準化的法律服務可能被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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