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身處的是一個世界性的經濟體。
未來的質量。
將不止是‘最好能有’而已。
質量將是進入市場的基本條件。
本文選自2010年《中國質量萬里行》采訪克勞士比學院院長楊鋼博士的《質量經濟是“中國創造”的關鍵》一文。
從“中國制造”走向“中國創造”，“中國創造”的概念不知不覺中已成為新的口號。
“創造”取代“制造”似乎已是大勢所趨，但與此同時，美國在2009年下半年提出重振美國制造業，曾經的虛擬經濟倡導者在回歸傳統經濟模式的路上率先邁步，而中國的“創造”之路剛剛起步，路在何方?
質量經濟新思維的積極倡導者,美國質量管理大師克勞士比的中國弟子，克勞士比中國學院創始人兼院長楊鋼博士在接受本刊采訪時表示：即使“中國創造”能在未來成為現實，“中國制造”在現階段來說，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中國的優勢，但急需提高的是質量。
尤其是質量因素，不管是“創造”還是“制造”，質量都是關鍵。
近年來，“質量經濟”成為了一個新的熱點名詞，在現有的制造業中挖掘“質量經濟”的新增長點，提高中國產品在全球范圍內的美譽度和地位，可以說是當務之急，也是貫穿兩個模式的不變真理。
1. 美國意圖重振制造業，一場打擊中國制造業的戰爭悄然開始
楊鋼博士列舉了重振美國制造業的口號，他認為，在中國意圖摘掉“世界工廠”、“中國制造”等帽子大踏步向創造前進的時候，美國卻反其道而行之，大打制造牌，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一場戰爭的開始，美國從傳統的負債經濟模式力圖轉向出口和制造業經濟模式；并在爭奪傳統制造業上向中國進攻，中國欲丟棄的，美國卻正要拾起。
國際市場上日本和中國的產品分別占據了兩端，高端多由日本出產，而低端和廉價品多由中國制造，國際分工如此，是一個公認的事實。
針對這種情況，美國分別采取兩頭打擊的戰略，豐田的質量事件正是美國在背后操縱的大手筆，而中國鋪天蓋地的出口商品，美國應對起來略顯麻煩，于是轉從匯率上做文章，促使人民幣升值，打壓中國出口，以降低中國產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如何理解人民幣升值導致出口下降?
舉例來說，假設人民幣升值之前對美元的匯率為1:8，中國一件貨品出口到美國的價格是10元人民幣，相當于1.25美元。也就是說美國得到這件貨品的價格是1.25美元。
而在人民幣升值后，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1:7，貨品價格不變仍是10元人民幣，但換算成美元就變成了1.43美元，在質量無變化的情況下，美國購買這件貨品需要多付出0.18美元，那么中國出口貨品的競爭力自然就下降，出口被迫減少。
2. “質量經濟”是反擊和自我提升的雙贏選擇
在目前的世界經濟格局下，對美國的匯率招數中國辦法不多，但也絕不是束手待斃；
美國可以贏下匯率戰，但另一個影響出口的關鍵：
質量戰的成敗可以取決于我們自己，這也是針對美國發動的進攻最好的應對辦法。
中國制造業一貫是以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取勝一一在充分利用本國勞動力優勢的基礎上，降低商品成本，從而達到增加出口競爭力的目的。
但隨著社會文化和意識的進步，低廉的勞動力越來越難以取得，新一代年輕勞動者越來越懂得主張自己的權利，甚至不惜與雇傭者發生矛盾和沖突。
此路漸難，彼路尚在。
在現有貌似已經固定的經濟模式中再挖掘新的質量經濟增長亮點，是一條可行也是唯一的道路。
中國的質量興國意識早已有之，1995年提出的《質量振興綱要》一度讓具有質量意識的人們激動不已，到如今，19大提出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扎實推進企業高質量發展，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對比中國，世界經濟諸強一直將質量問題視作生死大事，以舉國之力規劃質量戰略和策略，不管是政府還是普通公民都極其重視。
楊鋼博士在此舉了兩個小例子加以說明：
日本質量專家曾經獲得天皇的接見和頒獎，在日本，這是一種至高無上的榮譽；
而在美國，布什總統曾經因故無法出席一次國家級別的質量會議，擬讓副總統代替，頓時引起輿論一片嘩然，認為這是給國民一個忽視質量的負面信號，不得已，布什總統還是按原計劃出席了會議。
楊鋼先生認為，雖然這是一個方面的例子，但反映出的是以日美為代表的經濟諸強對質量的高度重視。
對手已然備戰多年，中國的質量經濟已經起步。
數據統計，中國制造業的利潤平均為3%～5%，最低僅為1%，純粹是以數量取勝。
如果美國成功遏制中國的出口，數量優勢也就不復存在，那么中國現有制造業將面臨一個極大的困境。
但即便如此，中國仍然不必為制造業的前途過于擔心，多年來積淀的市場和印象，使得中國的低端制造地位暫時無人能夠撼動。
美國的國家戰略實施起來也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何況中國—旦退出低端制造業領域，由誰來接班也是一個問題，世界需要“世界工廠”，現階段的中國，仍然是這一角色的最合適承擔者。
但世界經濟形勢瞬息萬變，我們不僅要看到眼前，更要看到未來的長遠發展之路。
“我們身處的是一個世界性的經濟體。未來的質量。將不止是‘最好能有’而已。質量將是進入市場的基本條件。
管理層將必須促使質量成為公司文化的一部分，并使其成為日常的工作。”克勞士比先生的這一段話恰恰是中國未來的質量解決之道。
而楊鋼博士也認為：與歐美日相比，我們的企業缺乏全球化戰略格局思維，缺乏技術和專利，資金、人才和能源資源嚴重不足，加之西方列強仍未擺脫“冷戰思維”，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曲解和指責者多，極大限制了“中國制造”的國際生存空間，與國家的形象嚴重失衡。
但有一個捷徑，既可以得到認同和幫助，又可以為消費者、股東和員工帶來價值，那就是一一質量突破，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崛起之路，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品質”，從“質量管理”到“管理質量”。
質量是一個管理問題而不僅是技術問題，質量是理性的，不多也不少。
質量應該是預防，而不是事后檢驗。
質量就該零缺陷，每個環節都不應接受上一環節的缺陷，既不制造缺陷，也不傳遞缺陷。
質量要從政策、系統、能力、文化全方位提升，深層次接受。
質量決定的“中國品質”正是“中國創造”的核心，也是對中國創造的要求。
質量概念的運用之所以被獨立成為“質量經濟”，就在于良好地“管理質量”，能夠從現有的利潤空間中再辟蹊徑，將之前隱藏在身邊，沒有被重視和發掘的“看不見的”利潤找出來，減少因質量不過關而浪費的成本，提高產品美譽度，乃至重塑中國產品在世界上的形象。
楊鋼博士認為，這是質量經濟一旦落到實處的必然結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創造”也就是廣義的“中國制造”中的一部分，當然，是優良的那一部分，所以，提出什么樣的口號其實并不重要，“中國制造”同樣可以再塑金身，改頭換面，需要創造的是制造品中蘊含的品質，很遺憾，現階段的中國制造產品，大多數并不具備這一點。
3. “以人為本”是保持“質量經濟”健康發展的要素
在這里，楊鋼博士著重提到了一點，也是他想給“質量經濟”加的一個前提：無論在什么樣的經濟模式中,最基本的構成因子——人，他們的需求都不應該被忽視。
關于忽視這一點造成的危害，歐美國家在早期的發展中已經嘗到了苦果，在統計學的概念里，一個過程中，造成不穩定的因素是什么，就應該消除什么，以保證該過程的正常運行。
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具有生命和喜怒哀樂的人就是這個過程中最易出現偏差的因素，所以，在某些質量管理理論看來，應該把人的偏差降到最低，將人當做機器使用。
實際上，這個曾經在最初起到了一定效果的理論最終被證明是不可取的，因為人是社會人，有大量的需求，拋開他們的正常思想感情只強調人作為零件的功效性，勢必導致矛盾的出現，發生在現代高壓力企業員工身上的一系列悲劇已經揭示和放大了這一問題。
質量經濟不能重蹈西方的覆轍，以人為本的概念應該貫徹始終，只有這樣，才能稱之為健康的質量，和諧的經濟。
質量決定生死，質量是國際經濟競爭的必爭制高點。
在西方灌輸給中國企業的標準為王，管理圣經等一系列觀念或失效，或讓人無所適從之后，最應該也是最好理解的管理質量應該成為中國經濟牢牢把持的方向舵。
中國企業界在“六西格瑪”等概念破產之后，對一切都表示出懷疑，但也不應矯枉過正，同樣是源自西方的質量興盛之道是身邊一塊實實在在的石頭，摸著它過河，是向“中國品質”和“中國創造”道路上邁進的穩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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