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產品碳足跡逐漸成為全球貿易壁壘的關鍵抓手和衡量可持續表現的核心指標。產品碳足跡涉及產業鏈上下游的廣泛主體，核算規則具有天然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因此統一的標準體系和全面透明的數據庫是相關法規有效實施的基礎，在深層次，也是國家經濟、技術與政治影響力的綜合體現。當前，全球主要經濟體紛紛加速碳足跡管理體系的“新基建”。“基建”即指質量基礎設施建設，包括碳足跡的核算規則標準、背景數據庫、合規性披露與認證流程等。對當前全球碳足跡體系的發展現狀進行分析總結，我們研判2025年，碳足跡體系建設將呈現四大趨勢：
（一）標準加速全球化，中歐積極做引領
隨著政策和市場對碳足跡的要求正迅速從自愿走向強制、從區域化走向全球化，主要經濟體和國際組織正積極推動建立國際統一的標準框架，以確保碳足跡數據的全球可比性，避免不必要的貿易壁壘。預期未來五年，歐盟將繼續推進其規則標準體系的全球化，中國在加速自身規則標準制定和實施的同時，也將積極與歐盟建立協調互認機制。
在標準的全球化上，一是針對產品碳足跡核算和披露的國際統一標準框架有望出臺，由國際標準化組織和主要經濟體政府共同推進;二是標準化將優先聚焦重點行業領域，包括鋼鐵、有色、能源、交通運輸，及電子產品和紡織等。國際行業協會正積極組織各國企業及利益相關方編制重點行業的產品碳足跡核算國際標準。三是歐盟可能與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建立新的氣候合作框架。預計特朗普政府將阻礙全球多邊氣候框架的進程，但也為中歐及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合作提供機遇。中歐兩大經濟體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具有深厚的合作基礎，也互為重要的合作伙伴。在今年8月兩國簽署的《關于加強碳排放權交易合作的諒解備忘錄》特別提出雙方將致力于促進政策協調和標準的互認統一，尤其是碳排放核算及核查規范上的“雙方互認”。
（二）規則細化趨嚴格，重點行業優先性
在國際上，產品碳足跡的評價標準已從自愿性、框架性的標準演進為法規性、更嚴格和具體的“產品類別評價規則(PCRs)”方法學體系，以支持強制性法規的實施。我國碳足跡標準體系的建設也遵循“先立通則為框架、再定細則做拓展”的路徑，并將優先聚焦需求迫切的重點工業產品類別。對國內外重點政策和行動預測如下：
一是我國迎來重點產品類別碳足跡計算細則的加速建設期：預計2025年年底前，鋼鐵、有色金屬、石化化工、建材、新能源汽車、電子電器六大行業內的重點產品類別的行業標準和國家標準將率先完成采信并發布。同時，其他市場需求迫切、減排貢獻突出、國際貿易量大的工業產品，如水泥、化肥、紡織品等，將開啟團體標準編制的加速階段，并在2025年后有序開展標準的采信和升級。
同時，生態環境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能源局等部門則將將聚焦基礎能源、大宗商品及原材料、交通運輸等重點領域碳足跡計算規則研制，并將建立完善相關的碳排放因子數據庫。預計2025年將對主要能源品類和重點基礎產品的碳排放因子發布和更新，全國及各省級地區的電力平均排放因子和化石能源電力排放因子有望建立定期更新機制。
二是國際規則的制定將進一步考慮成本和可行性，并加強與制造商等上游相關方的溝通。例如CBAM采取動態調整、先松后嚴的實施路徑，這將促使我國在未來兩年充分把握相關綠色貿易壁壘政策的窗口期，在政府、行業和企業層面加快建立規則溝通銜接及建議機制。
（三）歐盟搶抓數字化先機，我國筑碳核算新基建
物聯網、區塊鏈、和產品數字護照(DPP)等是企業碳足跡管理的主流技術和工具，在支撐碳足跡數據采集與計算、提高透明度和可追溯性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預計2025年，越來越多的企業將在碳足跡管理中采納這些數字化工具，這也將幫助企業碳足跡核算與披露的成本的大幅降低;供應鏈碳管理也將成為的數字化技術熱門的細分賽道。
歐盟將繼續加速產品數字護照（DPP）在其綠色貿易壁壘政策中的綁定?！稓W盟電池法案》要求自2027年2月起所有進入歐盟市場的電池產品須具有DPP，并包含電池碳足跡、供應鏈盡職調查等必要信息;可持續生態產品設計法規(ESPR)也已明確未來DPP將強制應用于更多產品品類，紡織品、電子電器、農業等對產品可持續性和ESG關注度高的行業將是優先重點;在制度建設上，歐盟委員會計劃在2026年建成DPP中央登記系統，并明確相關技術、內容和實施管理的要求細則。
我國的重點行業企業(鋼鐵、電池、紡織等)已開展了碳足跡與DPP等數字技術融合的先行探索，但仍缺乏頂層設計和統籌管理機制。預期在歐盟的壓力下，我國將加快DPP體系的建設。預計未來兩年，相關法規標準和管理制度等頂層設計將取得關鍵，電池、電子、紡織品等重點行業也將同步加速DPP等數字化技術工具的試點應用。
此外，我國將在政府、行業和區域三個層面同步加速碳足跡管理服務平臺的建設。針對重點行業數據平臺的頂層設計文件有望在近期出臺，平臺間的協同和數據共享機制有望建立。
（四）碳足跡金融產品創新，機構助力規則建設
政策監管上，范圍三(價值鏈)碳足跡自2023年來被納入全球氣候披露監管框架和綠色金融體系中，間接推動了產品碳足跡納入考量指標和分析框架。我國《關于建立碳足跡管理體系的實施方案》明確將“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作為重點任務之一，鼓勵金融機構在依法合規、風險可控前提下，基于碳足跡信息豐富金融產品和服務;鼓勵投資機構和評級機構將產品碳足跡納入環境、社會和治理(ESG)及可持續發展盡職調查。規則的標準化和數據的透明度提升也進一步支撐金融機構采信碳足跡作為關鍵指標。
在此背景下，預計2025年，碳足跡體系將與金融體系進一步融合，金融機構將在產品碳足跡體系建設中發揮關鍵角色。具體而言：一是“供應鏈金融+產品碳足跡”的模式成為新的趨勢;二是碳足跡掛鉤的金融產品不斷豐富和創新;三是金融機構將引領參與相關碳足跡披露規則標準的制定發布，同時也將在相關技術工具研發、平臺和數據庫等基礎設施等予以更多資金支持。
引言
碳足跡是指以二氧化碳排放當量表示特定的人類生產消費活動導致的溫室氣體排放，可進一步分為國家(地區)碳足跡、企業碳足跡、項目碳足跡和產品碳足跡。其中，產品碳足跡(Product Carbon Footprint, PCF)是某產品在其生命周期過程中(包括從原材料獲取、加工制造、運輸、使用到最終廢棄、回收等各階段)直接或間接產生的碳排放量總和，是衡量企業生產和產品綠色低碳水平的重要指標。
與企業碳足跡聚焦特定的排放主體不同，產品碳足跡以終端產品為抓手，通過全生命周期評價(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方法，倒逼產業鏈上下游的低碳轉型和協同管理(圖1)。隨著全球氣候治理行動走向縱深，對企業碳排放的“點”式管控政策開始向對產品碳足跡的“全鏈條”管控演進，產品碳足跡已逐漸成為全球氣候治理規則體系的核心抓手。
產品碳足跡核算天然具有復雜性和不確定性，涉及數據范圍廣。統一的核算標準和全面的碳足跡數據庫是相關政策法規有效實施的基礎，在深層次，也是國家經濟、技術與政治影響力的綜合體現。因此，碳足跡核算標準和數據庫的建設逐漸成為國際經濟貿易和產業發展領域的新焦點。
本文通過分析國內外碳足跡體系建設的發展背景、現狀與挑戰，研判2025年碳足跡體系將呈現四大發展趨勢。
一、展望一：標準加速全球化，中歐積極做引領
1.1 背景與現狀
一是政策和市場對碳足跡的披露要求正迅速從自愿走向強制、從區域化走向全球化。以歐盟為主的主要經濟體正建立以碳足跡為核心的氣候治理體系，并在貿易規則中加入以碳足跡披露為核心的準入條款。2023-24年間，歐盟多項針對產品碳足跡的法規正式通過或已進入實施落地階段(圖表1)，對全球的貿易流量和產業鏈上游布局將產生直接影響。
在市場層面，鏈主企業紛紛建立提出供應鏈脫碳目標，對供應商設立了日益嚴格的碳足跡核算和披露要求，汽車、新能源、電子等戰略新興產業尤為突出。如寶馬要求供應商提供原材料和產品的碳足跡數據，并將其碳足跡表現納入采購標準;瑞典、意大利等歐洲國家則要求可再生能源項目采購的光伏、風電等產品獲得環境產品聲明(EPD)認證。在此背景下，統一的核算和披露標準亟待建立，以確保碳足跡數據具有全球可比性，促進國際貿易公平性，助力全球減排行動的協同。
二是碳足跡已成為金融體系衡量可持續性的重要指標，對透明可比的碳足跡數據的需求日益增加。投資機構和金融市場需要一致的披露標準以進行碳排放(氣候)風險評估和資產管理，全面和透明的數據也是相關綠色金融產品開發推廣的基礎。負責任投資原則(PRI)等國際投資倡議紛紛強調應建立強制性和標準化的框架，以提高信息的透明度，消除因披露規則不一致導致的“漂綠”行為，促進綠色金融體系的健康發展。
三是規則不統一帶來的數據不對稱、貿易不平等及合規負擔問題日益突出，引發全球的爭議與關注。隨著歐盟電池法案、CBAM等進入落地階段，標準與數據的不協調已對法規的實施及有效性造成阻礙。如歐盟電池法規下的二級配套法案《電動汽車電池碳足跡計算規則》在今年4月公布草案稿后，由于各國對綠色電力屬性的認證及電力排放因子計算方法等規則的分歧，最終規則法案的出臺一直遲遲未能出臺;而我國的電力排放因子也因與歐盟的計算規則不一致而未被采信，導致電池產品的碳足跡數據被嚴重高估。此外，分散的規則使得企業面臨多重合規帶來的高昂人力和財力成本;中小企業因缺乏技術和資源，難以滿足復雜的披露要求。
如果法規不協調或規則不統一，將對發展中國家和中小企業參與全球供應鏈造成制約，對市場準入造成障礙，長期來看將扭曲競爭，阻礙國際貿易。只有當標準在地方、區域和國際層面協調一致時，其有效性將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當前，主要經濟體和國際組織正積極推動建立國際統一的標準框架，避免不必要的貿易壁壘。
1.2 面臨的挑戰
在推進全球化碳足跡標準的過程中，當前主要存在以下挑戰亟待解決：
一是各國利益和技術水平的差異。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碳核算技術水平、政策優先級不同，統一標準需要各方讓步。當前國際碳足跡核算規則和數據標準主要由歐盟主導制定，以提升其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影響力;中國等其他主要經濟體也開始加速建立和實施自己的碳足跡核算規則和數據庫，避免處于被動地位。如果主要經濟體采取消極合作的態度，將不利于標準的全球統一。
二是核算復雜性和行業差異。不同行業的碳足跡核算方法復雜多樣，單一標準難以完全覆蓋各行業需求。同時，當前已存在多種區域性或國際性的披露標準(ISO 14067、GHG Protocol、PAS 2050等)，整合這些標準可能需要較長時間。
三是美國對全球氣候治理格局的潛在影響。特朗普政府可能會采取對抗和消極的立場，削弱主要經濟體在多邊氣候框架中推進統一碳足跡規則的動力和協調，降低全球碳足跡規則的整合速度。
1.3 政策與行動展望
我們判斷在2025年，以下關鍵行動和策略將逐步落地實施，以應對上述挑戰，滿足政策和市場的需求：
一是針對產品碳足跡核算和披露的國際統一標準框架有望出臺。
目前，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國際電工委員會(IEC)和國際電信聯盟(ITU)正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技術性貿易壁壘(TBT)委員會制定的原則，積極推動國際統一標準的制定和發布。主要經濟體的官方部門也已建立相關溝通磋商機制，推動相關標準的協同。在具體行業層面，國際鋁協、世界鋼鐵協會等國際行業協會也正引導和推動相關企業和各利益相關方參與統一碳足跡核算規則的制定。
此外，針對范圍三(價值鏈)碳足跡的全球性準則也為產品碳足跡全球標準的建立奠定了基礎。2023年，國際可持續準則理事會(ISSB)發布《國際財務報告可持續披露準則S2號——氣候相關披露》(簡稱“IFRS S2”) ，歐洲、中國香港、新加坡、澳洲等全球主要地區的上市企業將遵循其建立的統一規則框架。范圍三碳足跡與產品碳足跡在覆蓋范圍及數據收集要求等方面具有一致性，為產品碳足跡建立全球的標準框架提供了范本。
二是將優先聚焦重點行業領域，分階段推進標準化。
短期內，主要經濟體將優先聚焦法規政策覆蓋、貿易影響大以及市場和金融機構關注的高碳排行業產品的標準制定。重點領域包括：鋼鐵、鋁、化工等基礎原材料行業，電力、油氣、氫等能源行業，航運和航空等交通運輸行業，以及電子產品、紡織服裝等重點消費品。長期，將有序推進其他各行業品類的產品碳足跡評價方法標準，并推動行業間的數據共享。
三是歐盟可能與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建立新的氣候合作框架。
美國的缺席和對抗或將阻礙全球多邊氣候框架的進程，但另一方面也可能為中歐及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合作提供機遇。中歐兩大經濟體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具有深厚的合作基礎：2024年8月，中歐簽署新版《關于加強碳排放權交易合作的諒解備忘錄》，特別提出雙方將致力于促進政策協調和標準的互認統一，尤其是碳排放核算及核查規范上的“雙方互認”。此外，中歐雙方互為主要貿易合作伙伴，碳足跡披露規則的統一和互認機制將降低雙方企業的合規成本，增強國際市場競爭力。
預計未來五年內，歐盟將繼續推進其規則標準體系的全球化，中國在加速自身規則標準制定和實施的同時，也將積極與歐盟建立協調互認機制。長期，中歐的區域合作將進一步推動全球的多邊合作，吸引其他經濟體加入，共同推進全球碳足跡標準化進程。
二、展望二：規則細化趨嚴格，重點行業優先行
2.1 背景與現狀
過去二十年間，國際產品碳足跡的核算主要以自愿性框架標準為主要依據，其中，國際標準化組織(ISO)頒布的ISO 14067、英國標準協會出臺的PAS 2050和溫室氣體排放協議(GHG Protocol)產品標準是全球應用最廣泛的三個標準。然而，這些通則標準均偏向指引而非約束性，允許各種靈活和變通措施，在實踐中為以“漂綠”為目的的評估和披露提供了可能性。
為了支撐強制性法規的實施，歐盟開發了“產品類別評價規則（Product Category Rules, PCRs）”方法學體系。PCRs針對特定的產品類別提供詳細的方法學指導和更嚴格的數據及披露要求，強調“通過減少靈活性，提高特定產品類別內評估結果的可比性，進而實現結果的可重復性”。歐盟新電池法案、ESPR以及EPD等法規和國際倡議均以PCRs體系作為碳足跡評價的方法學基礎。
我國碳足跡標準體系的建設也遵循“先立通則為框架、再定細則做拓展”的路徑，并將優先聚焦需求迫切的重點工業產品類別。今年以來，國家層面不斷完善產品碳足跡管理體系的頂層設計：6月，生態環境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等15部門印發《關于建立碳足跡管理體系的實施方案》;10月，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加快構建碳排放雙控制度體系工作方案》。兩個《方案》均將制定重點產品類別的碳足跡標準作為我國碳足跡管理體系的首要任務，并對目標和路線圖進行了明確，總結如下：
在目標上，到2027年，制定出臺100個左右重點產品碳足跡核算規則標準。到2030年，制定出臺200個左右重點產品碳足跡核算規則標準，并實質性參與產品碳足跡的國際規則制定。
在重點任務和路徑上，在國家層面制定出臺產品碳足跡核算通則標準，由生態環境部牽頭。在國家通則標準的指導下，開發重點產品類別規則標準，由工信部牽頭主導，按照“團體標準先行先試、逐步轉化為行業標準或國家標準”的原則，優先聚焦電力、煤炭、天然氣、燃油、鋼鐵、電解鋁、水泥、化肥、氫、石灰、玻璃、乙烯、合成氨、電石、甲醇、鋰電池、新能源汽車、光伏和電子電器等重點產品。
今年9月，生態環境部正式發布了《溫室氣體 產品碳足跡 量化要求和指南》(GB/T 24067-2024)(以下簡稱“國家通則標準”)，作為產品碳足跡核算的國家通則標準，為各行業類別的產品碳足跡核算標準提供了基礎框架和編制依據。隨后，工業和信息化部在11月印發《重點工業產品碳足跡核算規則標準編制指南》，對重點工業產品碳足跡核算規則標準編制發布的工作程序、采信規則、編制要求等進行了統一的規范和明確。同時，將2027年的重點產品核算規則標準的目標數量從100個提高至200個，并對重點產品類別進一步優化聚焦至鋼鐵、有色金屬、石化化工、建材、新能源汽車、電子電器等行業。
2.2 面臨的挑戰
產品碳足跡的計算和分析本身具有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等特征，與政策實施中追求可行性、公平性、低執行成本等目標相矛盾。觀察當前歐盟當前碳足跡標準制定的實踐情況，主要面臨兩大挑戰：
一是在綠色電力的認定規則、核算數據來源、默認值使用等對計算結果影響較大的細則上，不同企業和經濟體往往較難達成意見一致;
二是復雜細致的計算規則也帶來了高昂的行政成本和企業負擔，可能造成政策失效、背離初衷。如歐盟CBAM機制于2023年10月正式生效，在一年多的過渡期中，由于其復雜的核算規則和數據要求，給歐盟進口商及海外供應商帶來了較大經濟和人力成本負擔，直接影響了履約率。這也可能使得小進口商被迫選擇可以應對合規要求的供應商，或直接依賴懲罰性默認值，在全球供應鏈中形成“馬太效應”。
在國內，由于我國碳足跡管理體系建設工作的起步較晚，現階段的核算標準體系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一是上級標準缺失，團體標準在數量上占據絕對主導。團體標準間重復度高，標準的制定和發布尚未建立統籌協調機制。
二是我國碳足跡數據庫(包括綠色綠色證書認可機制)在開發方法的標準化程度、基礎數據來源和數據庫透明度等方面與歐盟等國家存在較大差異，導致核算規則和數據庫在國際上的采信度較差。
三是標準體系管理仍缺乏清晰的統籌管理機制和公開建議反饋渠道。團體標準建立的重復和交叉現象仍普遍存在;且絕大多數團體標準和行業標準大多數未公開且為建立利益相關方的參與機制。
2.3 政策與行動展望
一是我國迎來重點產品類別碳足跡計算細則的加速建設期：
預計2025年年底前，鋼鐵、有色金屬、石化化工、建材、新能源汽車、電子電器六大行業內的重點產品類別的行業標準和國家標準將率先完成采信并發布。同時，其他市場需求迫切、減排貢獻突出、產業鏈關聯性強、供應鏈帶動作用明顯、國際貿易量大的工業產品，如化肥、水泥、紡織品等，將開啟團體標準編制的加速階段，，并在2025年后有序開展標準的采信和升級。以上重點工業產品碳足跡標準的建設將由工業和信息化部牽頭組織。
與此同時，生態環境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和國家能源局等將聚焦基礎能源、大宗商品及原材料、半成品和交通運輸等重點領域碳足跡計算規則研制，并將建立完善相關的碳排放因子數據庫。預計2025年，國家將公布一批主要能源品類和重點基礎產品的碳排放因子，全國及各省級地區的電力平均排放因子和化石能源電力排放因子有望更新，并建立定期更新機制。
二是國際規則的制定將進一步考慮成本和可行性，并加強與制造商等上游相關方的溝通。
具體而言，國際相關規則趨于建立動態調整機制，采取“先松后嚴”的路徑：即在規則實施的初期，允許企業采用基準值或行業平均值，以降低數據收集負擔;隨著核算工具和技術的普及，碳足跡核算和披露的成本將逐漸下降，中小企業也可以更廣泛地參與，相關規則將逐步嚴格，以激勵對實際排放數據的收集核算和披露。例如英國在其最新發布的CBAM規則[7]中，在初期默認值的使用上采取了更靈活和開放的原則，而在實施三年后，將逐步提高默認值的設置，并采用更嚴格的數據要求。
預期我國將充分把握相關綠色貿易壁壘政策的窗口期，在企業層面，一方面積極與下游客戶和進口商建立溝通，優化數據收集和核算體系，開展數據對標與驗證，確保其滿足合規認證要求;另一方面與同行業相關方組成聯盟，積極向決策機構反映行業訴求，推動更合理的核算規則、默認值數據等建立。在政府層面，我國將加強與主要貿易伙伴在碳排放規則上的溝通銜接，并積極參與國際碳排放核算標準制修訂和國際計量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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