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言
2024年6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發布新能源汽車技術秘密第一大案二審判決書，由于本案判決侵權人賠償經濟損失及維權合理開支合計約6.4億余元，創我國知識產權侵權訴訟判賠數額歷史新高而備受業內關注。
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對商業秘密的定義為：不為公眾所知悉、具有商業價值并經權利人采取相應保密措施的技術信息、經營信息等商業信息。其中不為公眾所知悉、具有商業價值并經權利人采取相應保密措施是商業秘密的三個基本特征，也可以稱為商業秘密的構成要件，凡要認定為商業秘密需同時滿足這三個條件。故而一般的侵犯商業秘密案件審理流程是先判斷相關信息是否構成商業秘密，如果不構成商業秘密自然而然不構成商業秘密侵權，如果構成商業秘密再做進一步的審理。
2、涉案商業秘密的商業價值認定
本案中，涉及關于新能源汽車底盤的12套圖紙及數模技術信息，在認定是否構成商業秘密時最高院對照三個構成要件逐一進行說理論證，其中關于是否具有商業價值二審判決書記載如下：
關于涉案技術秘密是否具有商業價值。涉案技術秘密的商業價值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涉案新能源汽車底盤應用技術將給吉某方帶來巨大競爭優勢及商業利益。吉某方對涉案新能源汽車底盤應用技術的研發源于吉某集團與成都某委員會等簽訂的項目建設協議，根據該協議，吉某方該項目全面達產后將新增年產值100億元，年創稅收約8億元，故而該項目如若順利推進，將使得吉某方在電動汽車市場上取得顯著競爭優勢，并可以為其帶來巨大的商業利益。另一方面，吉某方的包括涉案12套圖紙及數模在內的汽車底盤技術系汽車制造所必需的技術，且研發投入較大、研發周期較長，在汽車技術貢獻中占比較高。對于傳統燃油車而言，技術系統主要為燃油動力系統與底盤系統;對于電動汽車而言，技術系統則主要為由動力電池、電機及電控裝置組成的動力系統與底盤系統。因此，無論是傳統燃油車還是電動汽車，底盤系統均為其技術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涉案12套圖紙及數模涉及制動、行駛(包括車架、車橋、車輪和懸架等)和轉向系統，其中主要涉及懸架系統，而懸架系統系汽車底盤的關鍵組成部分，其直接決定了汽車行駛的穩定性、舒適性和安全性。懸架系統的開發是整車技術開發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一套可靠的懸架系統開發勢必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吉某方包括涉案12套圖紙及數模在內的汽車底盤技術屬于汽車制造的必要技術條件，并可以為汽車企業帶來巨大的商業利益。據此應認為涉案技術秘密具有較高的商業價值。
最高院從上述二方面論證涉案12套圖紙及數模具有商業價值。
其中第一方面基于吉某集團與成都某委員會等簽訂的項目建設協議，該建設協議本身屬于客觀事實，真實性應當不存在問題，但是協議內容記載：“根據該協議，吉某方該項目全面達產后將新增年產值100億元，年創稅收約8億元”，這屬于項目的預期目標，至于能否最終實現存在不確定性，進而推斷涉案新能源汽車底盤應用技術將給吉某方帶來巨大競爭優勢及商業利益缺少事實基礎，即使項目實現預期目標，也很難說是涉案12套圖紙及數模帶來的競爭優勢及商業利益，故而該份證據與待證事實缺少關聯性或關聯性不足。
其中第二方面從經驗常識出發，論證邏輯是涉案12套圖紙及數模涉及底盤相關技術，而底盤研發周期長、投入大，是新能源汽車重要組成部分，故而涉案12套圖紙及數模非常重要，能夠為企業帶來巨大的商業利益。但是這種論證邏輯存在缺陷，如果結論成立的話，所有涉及底盤相關的圖紙都應當具有商業價值，這顯然是不可能的。為什么這種論證邏輯存在缺陷，以下對此做進一步的分析。
上述論證邏輯是以“應用在汽車中的底盤具有商業價值”為大前提，小前提是“涉案12套圖紙及數模涉及底盤相關技術”，結論是“涉案12套圖紙及數模具有商業價值”，該論證邏輯不能成立在于小前提錯誤，或者大前提、小前提正確但是不能推導出結論。
“涉案12套圖紙及數模涉及底盤的相關技術”屬于客觀事實，但是該客觀事實并不能推導出根據涉案12套圖紙及數模能夠制造出應用在汽車中的底盤，或者涉案12套圖紙及數模對應用在汽車中的底盤具有商業價值，判決書中缺少對此進一步的分析說理。只有當根據涉案12套圖紙及數模制造出應用在汽車中的底盤，或者涉案12套圖紙及數模對應用在汽車中的底盤具有商業價值時，才能推導出“涉案12套圖紙及數模具有商業價值”。因而正確的小前提應當是 “涉案12套圖紙及數模對制造應用在汽車中的底盤具有商業價值”(包括能根據圖紙及數模制造出應用在汽車中的底盤以及那些雖不能制造出應用在汽車中的底盤但對制造底盤有價值的圖紙及數模兩種情形)。
本案一審法院正是從涉案圖紙及數模已應用在汽車底盤生產中論證其商業價值，雖然文字不多，但是簡潔有力，說服力強。一審判決記載：“由于吉某方請求保護的涉案圖紙及數模已在實際制造車輛中應用，而新能源汽車研發系為了推出新的汽車產品，因而吉某方請求保護的技術信息的商業價值顯而易見。”。
3、商業秘密商業價值和專利價值
對比專利和商業秘密，盡管兩者分屬不同客體，但是都屬于知識產權范疇，均為智力成果，因而法律對其給予保護，如果沒有價值法律對其保護又意義何在?本質上兩者都具有技術信息屬性(商業秘密中的技術信息，專利中的發明和實用新型)，專利的價值判斷為商業秘密的商業價值認定提供了思考和借鑒。
與商業秘密不同的是，專利要獲得法律保護需要先通過行政程序進行授權、確權，只有在權利穩固的基礎上才能獲得法律保護，而商業秘密缺少與之類似的行政環節，只有在發生侵權時由司法程序(民事訴訟或刑事訴訟)一并決定權利基礎與是否侵權。
盡管專利在前述的行政程序以及侵權環節的司法程序都不涉及價值認定，也沒有與價值相關的概念，但是整個程序又無不體現著對價值的追求，如專利授權、確權環節創造性的判斷，發明需要具有突出的實質性特點和顯著的進步，實用新型需要具有實質性特點和進步，實用性要求夠制造或者使用，并且能夠產生積極效果;侵權司法程序中，要求侵權產品使用了涉案專利的技術方案，如果專利是沒有價值的，侵權人又何必將專利應用到自己的產品中呢?故而侵權本身也是在回答專利是否具有價值這一問題，最核心的是產品是否使用了專利技術方案。
在與專利相關的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之外，近年來，高價值專利一詞頻頻出現，國家知識產權局將其定義為以下五種專利：
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明專利;
在海外有同族專利權的發明專利;
維持年限超過10年的發明專利;
實現較高質押融資金額的發明專利;
獲得國家科學技術獎或中國專利獎的發明專利。
但是這種定義更多是從形式上給出的，一直以來也是飽受業界質疑、批評。與此同時，學界也在一直探索如何客觀、公正的對專利價值進行評估，如推出的國標GB/T42748-2023《專利評估指引》，從法律價值、技術價值、經濟價值3項一級指標，14項二級指標，27項三級指標及若干項擴展指標來進行評估，但是在司法實踐中，真正需要鑒定機構對專利價值給出評估結果時，很多鑒定機構又難以給出，或者即使給出，法院如何參考都是模糊不清，往往只是判決書中的一筆而過，缺少深入的分析或者說根本就沒法分析。
得到行業內更多認可的是那些“經得起無效，打得贏官司”的專利才能稱為高價值專利，雖然短短十個字，但是卻從行政和司法兩個維度給出了專利價值的核心所在，而司法程序核心是要確定產品是否使用了專利，對于絕大多數的專利由于缺少司法程序驗證，價值都是未知。
雖然專利權人將專利應用在自己的產品上也可以作為專利價值的證明，但是還是沒有將專利應用在侵權產品上更具說服力，而在證明商業秘密的商業價值時，權利人只要證明自己將該商業秘密使用在自己產品或侵權方產品上即可，不宜將標準定的過高。
故而商業秘密中的技術信息價值認定，一個重要的衡量標準是該技術信息是否已被權利人自己使用或者侵權人使用，1993年《反不正當競爭法》對商業秘密的定義是：不為公眾所知悉、能為權利人帶來經濟利益、具有實用性并經權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術信息和經營信息。2017年修正時將“能為權利人帶來經濟利益、具有實用性”改為“具有商業價值”，主要原因在于一部分技術信息雖然沒有實用性但是卻具有商業價值，如很多技術研發是在大量的試錯中成功的，故而該過程積累的失敗方案或者相關數據也是有價值的，可以使研發少走彎路、節省成本、縮短研發周期、提高效率等。
4、過往案例
近年來，侵犯商業秘密案判賠額屢創新高，如最高院知產庭評選出的“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成立五周年十大影響力案件”，其中有四件案件涉及侵犯商業秘密，現將部分二審判決書對商業秘密的商業價值認定摘錄如下：
1、嘉興市中華化工有限責任公司、上海欣晨新技術有限公司侵害技術秘密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2020)最高法知民終1667號)。
第三，嘉興中華化工公司和上海欣晨公司的涉案技術信息具有極高的商業價值。嘉興中華化工公司系香蘭素行業的龍頭企業，其投入大量時間和成本研發的生產設備和工藝流程已經實際投入生產，提高了其香蘭素產品的生產效率，并為企業形成市場優勢、創造可觀利潤，從而為企業帶來經濟利益和競爭優勢，故涉案技術信息明顯具有極高的商業價值。
2、四川金象賽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山東華魯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侵害技術秘密糾紛民事二審民事判決書((2022)最高法知民終541號)。
第三，金象賽瑞公司的涉案技術信息具有價值性。三聚氰胺低壓氣相淬冷生產技術是該行業內一項較為成熟的技術，但因為系統壓力較低，因此生產效率較低、能耗較高，難以實現穩定地大型化連續生產。涉案技術信息涉及的加壓氣相淬冷工藝生產三聚氰胺技術，大幅提升了單一生產線的產能，降低了生產能耗和設備投資，減少了日常維護頻率和成本，為金象賽瑞公司帶來了經濟利益和競爭優勢。此外，華魯恒升公司的設計專篇中明確記載北京燁晶公司的第三代氣相淬冷法技術在業內具有的里程碑意義且明確提到了5萬噸/年裝置成功運行，亦可佐證涉案技術信息在行業內具有較高商業價值。因此，涉案技術信息明顯具有價值性。
5、結語
價值具有主觀性，不同主體對同一客體價值判斷并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但是為了滿足法律的確定性以及適用于司法實踐，商業環境下，商業秘密的商業價值應當具有統一的標準，該標準不應過高或者過低，過高或者過低都不利于對商業秘密的保護，同時也應當能夠通過相關客觀事實進行直接或間接論證，具有實操性，否則容易陷入主觀判斷，如同刑法中的主觀歸罪一樣。技術信息盡管可以從多個角度論證其商業價值，但是使用價值具有更強的證明力，優先論證其使用價值可以使論證說理更充分、更具說服力。
(原標題：如何認定商業秘密的商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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