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萬物互聯時代的到來，技術標準已日漸成為世界各國爭奪技術領先地位、構筑戰略競爭優勢的“兵家必爭之地”。標準的開發與應用離不開技術方案與相關專利的支撐，而標準的公共屬性與專利的私有屬性之間的天然矛盾，使得關于標準必要專利(SEP)許可的討論熱度近年來持續攀升。在爭論與糾紛之外，各利益相關方也期望找到一條公平公正、互惠互利、合作共贏以及最終消費者受益的許可實踐與分歧調和之路。
4月18日至19日，由Conways主辦的2024中國知識產權及創新峰會(CIPIS峰會)在上海成功舉辦。作為亞太地區最具影響力的知識產權行業盛會之一，本屆CIPIS峰會特別設置了以“執SEP之劍，創良性知產發展”為主題的小組討論環節，邀請來自華進知識產權、小米集團、星紀魅族集團、億咖通科技的企業代表，圍繞探究及回歸SEP本身之真實價值這一核心宗旨，就物聯網背景下的SEP許可的合理層級、專利包價值的確定方法等議題展開了深入探討。
層級之爭：
探索物聯網背景下的合理SEP許可模式
隨著技術融合，物聯網的發展將移動通信技術的影響力擴散至更多傳統行業之中。與比較成熟的通信行業不同，汽車等行業的上下游供應鏈更長、更復雜的固有特點，使得圍繞SEP許可層級的糾紛爭議愈發突出。
億咖通高級專利工程師 張紅
億咖通科技高級專利工程師張紅在發言中提到，在SEP授權許可理論中，有兩種不同的許可模式，即所謂的“對任一人許可”(license to all)與“對任一人開放”(access to all)。其中，“對任一人許可”指產業鏈任一層級的任一實施者均可直接獲得SEP授權許可，包括終端廠商和零部件制造商;“對任一人開放”指權利人需要遵循公平、合理和無歧視(FRAND)原則，使任何有意愿的實施者能夠獲得許可，但沒有義務向任一實施者進行專利授權。張紅指出，上述兩種許可模式的主要差異在于權利人對SEP許可的控制權和決策權的保留程度不同。在“對任一人開放”模式下，權利人握有更大的主動權，可以根據自己的商業策略和利益考量來選擇實施者;而在“對任一人許可”模式下，實施者則握有更大的主動權，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向權利人獲得SEP許可。
汽車行業的傳統交易模式是由上游供應商處理供應模塊之中涉及的專利許可問題。通信專利許可作為一種特殊“模塊”進入汽車行業之后，沒有遵循汽車行業的傳統交易模式，反而試圖以通信行業的模式來改變穩定運行幾十年的汽車行業傳統交易模式。因此，改變帶來的沖突不可避免。拋開SEP權利人與標準實施者矛盾的利益訴求和許可偏好，上述哪一種許可模式更符合法律與政策的規范要求?張紅指出，從我國相關法律法規的視角出發，雖然《專利法》和《反壟斷法》不要求專利權人“對任一人許可”，也沒有要求“對任一人開放”，但是SEP權利人僅應向同一條供應鏈上各許可層級的標準實施者收取一次許可費，而不能重復收費。與此同時，為保障SEP許可的開放性，權利人的一些禁令請求行為也可能因具有反競爭性而受到禁止。
在法律的強制性規定之外，標準組織的知識產權政策對于合理許可層級的確定也有著重要的參考意義。張紅指出，當前國際國內主流的標準組織對于合理許可層級的相關表述不盡相同。例如，歐洲電信標準協會(ETSI)、國際電信聯盟(ITU)在其知識產權政策中，均明確要求SEP持有人需以公平、合理和無歧視(FRAND)的條款和條件進行授權許可或協商談判許可問題，但二者均未明確許可對象層級和范圍，在這一問題上保持了較為模糊或開放的態度。
相比之下，中國汽車工程學會知識產權分會、IMT-2020(5G)推進組和汽車標準必要專利工作組聯合發布的《汽車行業標準必要專利許可指引(2022版)》則明確規定：“任何善意的專利實施者都有獲得標準必要專利許可的權利，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有義務向有意取得許可的實施者授予許可，無論其處于產業鏈的何種層級。”此外，電氣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也在其《IEEE標準委員會章程》中要求SEP持有人作出的許可保證應涵蓋“任何使用必要專利權利要求的符合IEEE標準的相容實施品”，其中的“相容實施品”(Compliant Implementation)即包括最終產品與零部件。從上述的文本表述來看，“對任一人許可”這一許可模式在國內與國際層面都不乏標準組織的政策支持。
許可層級之爭不僅指向SEP許可對象的選擇，亦關涉許可費率的確定基準。張紅提到，當前許可雙方在這一問題上也持有不同觀點。權利人一方通常主張以整機終端產品的價格確定許可費率，理由是SEP組件含于整機終端產品中，且只有在裝入終端產品后才能得到完整實施，從而構成消費者需求的基礎。因此，SEP對應的是終端市場價格，SEP權利人也應有權在終端產品中的售價中獲得一定份額，而SEP組件(如最小可銷售單元)價格則無法充分體現SEP的實際使用價值。而在實施者一方，以組件價格確定許可費率的觀點則占據主流，主要理由是SEP的實際價值已經且僅體現在SEP組件上，終端產品的整機價格應視為整機廠基于應用場景對產業鏈進行橫向與縱向整合所賦予的附加價值，而非SEP本身所帶來的價值增益。
星紀魅族知識產權總監 韓立通
星紀魅族集團知識產權總監韓立通進一步指出，受行業特性和慣例的影響，不同行業對于許可模式的選擇有所不同。具體就汽車行業而言，通信SEP組件在整車中僅處于輔助地位，且與整車的核心功能無關;此種情況下，以組件價格為基準的費率計算方式顯然更為合理。此外，與手機行業中SEP許可費用通常由手機終端廠商負擔不同，在汽車產業特別是中國汽車產業中，上下游廠商之間往往就專利許可費用的分攤作出約定。因此，即便SEP權利人選擇向主機廠商收費，許可費用也將不可避免地遞延到上游的大量零部件企業分解和承擔。而在當前部分SEP權利人或專利池主張的高額費率之下，零部件企業或將不堪重負。綜上，韓立通表示，SEP權利人理應認識和尊重中國汽車行業的現狀，考慮各層級廠商的成本承受能力，并據此設計靈活的收費模式，以最終達成許可雙方的雙贏目標。
是否不同類型終端產品的許可費費率就一定不一致?是否價格越高的不同類型終端產品對應的許可費費率就一定高?TechSea Law的創始人Marta Beckwith在其一篇博客中提到一個很有趣的例子。”…你去寵物食品店買狗糧。在排隊等候的過程中，寵物店老板詢問柜臺前的人他們養的是什么狗，在哪里買的。原來他們養的是一只小型雜種狗，是在愛護動物協會買的。寵物店老板告訴他們，狗糧3美元。下一個排隊的人想買同樣數量、同樣類型的狗糧。寵物店主問第二個人他們養的是什么狗，在哪里買的。第二個人養了一只拉布拉多犬，也是從愛護動物協會買的。當第二個人遞給寵物店主3美元時，寵物店主說第二個人應交5美元?，F在輪到你了，你想買和另外兩個人同樣數量的狗糧。你住在牧場上。你告訴寵物店老板，你有一條工作用的牧牛犬，是從飼養者那里買來的，你自己訓練它，讓它在牧場工作。寵物店主告訴你，寵物食品要20美元。當你問為什么比別人貴這么多時，寵物店主告訴你，你需要為同樣的狗糧支付更多的錢，因為你的狗更有用，因此更有價值。因為你用狗糧喂養了一只更有用、更有價值的動物，所以狗糧對你來說更值錢”。[1]雖然該類比的例子和實際情況有一定的區別，但是這是一個值得行業思考的問題。
定價之爭：
SEP專利包許可合理定價應回歸價值之本
在SEP許可談判與糾紛中，無論采取何種許可模式、選擇何種許可層級，確定符合FRAND原則的許可費率始終都是核心所在，也是許可雙方及司法機構、行政部門、學術研究者乃至社會公眾長期聚訟不斷的難解問題。
一些服務結構也認識到費率是SEP談判的核心問題，比如墨丘在“費率問題是當前車企SEP談判的核心，脫離費率談單方過錯既不公正也不可信”一文中指出“費率才是當前車企SEP許可談判陷入僵局的核心問題”，“看有沒有對費率的合理性進行分析”。[2]
小米專利許可總監 王蓓
對于專利包費率，小米集團專利許可總監王蓓在發言中指明了一條兼具合理性與可行性的SEP專利包定價路徑，即回歸SEP本身的商品屬性與真實價值，并經由坦誠充分的技術談判尋求公允的最終定價。
1)
一般研發投入不宜直接決定許可定價
SEP專利包的定價應以何為基準?對此，業界長期以來流行著一種將研發投入與許可定價片面關聯的觀點，即認為專利權人既然在SEP的研發上進行了高額投入，就有理由為此獲得高額的專利許可回報。“我們欣賞這些愿意在研發上進行高投入的公司，行業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少不了創新主體的不斷投入。小米公司不僅是技術的實施者，也是積極和重要的技術創新者，一直以來也高度重視研發工作，并逐年提高研發投入。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全球5G標準必要專利及標準提案研究報告(2023年)》，在全球聲明5G標準必要專利排名中，小米以高成長速度進入榜單前十。”王蓓在發言中表示。
但是，王蓓同時指出，尊重知識產權不等于全盤接受權利人的片面主張及不合理許可條件，上述基于權利人研發投入的單一視角，存在著諸多無法繞開但又難以合理解釋的問題。首先，研發投入與產出本就并不必然呈正比關系，在許多情形下，即便進行高額的研發投入，也往往只能產出少量甚至無法產出對應于SEP的技術方案，此時繼續要求高額回報，無疑是將沉沒成本轉嫁給了消費者。其次，即便某一專利權人在進行研發投入的同時獲得了SEP產出，二者之間的對應性也值得進一步細究。事實上，市場上相當一部分的技術研發公司兼具產品公司身份，其相當比例的研發投入也很可能對應于產品開發工作，甚至包括各種與其SEP專利包不相關的產品。在這些公司的主要研發投入是幫助研發和生產相關的基站或者手機產品。SEP專利通常僅僅是由公司較少人數的預研團隊或者研究團隊完成，占其總研發投入的比例很少。此外，韓立通也表示，從整體行業維度來看，車企的研發投入往往要遠高于通信企業，如果以研發投入的高低作為確定專利包價值的標準，那么通信企業的專利包價值應該遠低于車企的專利包價值。綜上，我們認為大部分情況下研發投入不宜直接決定許可定價。
2)
同一專利技術進入多個領域后的許可定價調整
退一步說，如果理想化地假設研發投入與產出一定，也假設計算的是正確的相關預研團隊的研發投入，那么某一SEP專利包的研發投入與許可收入可以對應，同時就意味著專利權人應維持相對恒定的許可回報總額。由此，當某些既有的蜂窩技術SEP的應用場景由傳統的手機等設備擴展至汽車、IoT產品之上時，專利權人就可能使用同一專利包獲得了更多的許可收入渠道，此時其理應降低原本針對手機等設備的許可費率。我們目前了解的情況這并未發生在現實中。
3)
呼吁坦誠的技術談判來支撐許可定價
王蓓進一步表示，待許可的專利或專利包本質上仍是一種特殊的商品，而商品的定價總歸落腳于商品本身的好壞優劣之上。相應地，專利許可談判也屬商業溝通的范疇之內，SEP權利人應抱著推銷商品的誠實態度，向標準實施者全面展示其專利組合之豐富性、使用壽命、覆蓋技術領域及地域、與標準的對應性等各項指標;與此同時，許可雙方應圍繞專利組合之對應性、穩定性等問題展開深入的技術討論。王蓓指出，從實踐來看，對自身專利包較有信心的權利人往往能夠在許可談判中提供與其專利組合規模匹配之數量的權利要求對照表(claim chart)，也不憚于進行技術談判，以支撐其提出的許可報價;反之，部分權利人不僅不積極提供足夠的權利要求對照表，對技術談判亦諱莫如深，這種消極的態度常常影響許可雙方的相互信任，也阻礙了許可協議的最終達成。
在談判之外，可比協議法也是確定FRAND許可費率的常用方法。王蓓指出，過去，由于權利人不愿提供其在先許可協議，或故意采用偏離當前許可之真實情況的許可協議(例如與一些小型實施者簽訂的許可協議)以主張過高費率，甚至拋開許可協議形成的事實基礎對可比許可進行費率拆解以試圖提高許可金額，可比協議法的應用受到了諸多限制。不過，隨著2023年5月英格蘭及威爾士高等法院在Optis訴蘋果一案中開創性地允許將實施者一方(即蘋果公司)與不同專利權人簽署的許可協議作為可比協議，運用可比協議法將更具透明性與公平性保障。該案判決也提示SEP權利人應在許可談判中，針對銷量規模、產品類型、市場覆蓋相似的實施者使用統一的、排除訴訟及禁令威脅的可比協議，并按照許可談判過程中的實際情況進行合理的費率拆解，以盡快促成雙方達成條件合理的許可協議。
王蓓最后總結道，SEP許可費率的確定，既決定了專利權人所能獲得的合理回報，又關系著標準技術的普及和相關產業的可持續發展，還與終端消費者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由此，呼吁專利權人與標準實施者雙方都應重視技術談判的作用，特別是其中的穩定性討論環節，以及在標準必要專利的FRAND談判中將消費者納入考量范疇。真理愈辯愈明，唯有通過充分探討得出最為接近于專利真實價值的許可費率，才能長久維系許可雙方及社會公眾之利益平衡，真正實現“讓全球每個人都能享受科技帶來的美好生活”的創新愿景。
注釋：
[1]https://www.sepessentials.com/post/the-myth-of-use-cases-les-svc-part-2
[2]費率問題是當前車企SEP談判的核心，脫離費率談單方過錯既不公正也不可信https://mp.weixin.qq.com/s/2qDxdspr3nXIZC8ZLYiaUg
(原標題：回歸價值之本：物聯網背景下的SEP許可核心問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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