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能耗“雙控”到碳排放“雙控”，這一轉變將帶來哪些影響?
7月1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主任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推動能耗雙控逐步轉向碳排放雙控的意見》等文件。
習近平在主持會議時強調，完善能源消耗總量和強度調控，逐步轉向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制度。
會議指出，從能耗雙控逐步轉向碳排放雙控，要堅持先立后破，完善能耗雙控制度，優化完善調控方式，加強碳排放雙控基礎能力建設，健全碳排放雙控各項配套制度，為建立和實施碳排放雙控制度積極創造條件。要一以貫之堅持節約優先方針，更高水平、更高質量地做好節能工作，用最小成本實現最大收益。要把穩工作節奏，統籌好發展和減排關系，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科學調整優化政策舉措。
預計《關于推動能耗雙控逐步轉向碳排放雙控的意見》文件全文將會隨后公布。
在全文發布之前，我們簡單對碳排放雙控作簡單探討。
未來，碳排放總量和強度將成中央對地方考核的重要指標。那各省碳排放總總量和強度是怎樣計算的呢?各省配額怎樣、如何進行碳排放減排呢?
從能耗“雙控”到碳排放“雙控”，這一轉變將帶來哪些影響?
各省碳排放總量界定
目前所談的“碳”實際上就是指溫室氣體。IPCC 2006年指南給出了溫室氣體排放源的部門和類別，包括能源、工業過程和產品使用(IPPU)、農業林業和其他土地利用(AFOLU)、廢棄物四個部門(圖2)。每個部門下又包含若干個子類別。如能源部門包括燃料燃燒和燃料的逃逸排放兩個子類(圖3);工業過程和產品使用(IPPU)包括采礦業、化學工業、金屬工業、電子工業、其他生產、碳鹵化合物和六氟化硫生產、碳鹵化合物和六氟化硫的消費等等(圖4);農業、林業和其他土地利用部門(AFOLU)包括畜牧、土地、土地上累積源等(圖5);廢棄物部門包括固體廢棄物填埋處理、生物處理、焚燒和露天燃燒、廢水處理等等(圖6)。
圖2 IPCC2006年指南結構
圖3 能源部門溫室氣體排放源及氣體
圖4 工業過程和產品使用(IPPU)部門溫室氣體排放源及氣體
圖5 農業、林業和其他土地利用(AFLOU)部門溫室氣體排放源及氣體
圖6 廢棄物處理部門溫室氣體排放源及氣體
國家、省、企業“碳”的量方法和原則
明確“雙碳”的碳所涵蓋的氣體和主要排放源之后，如何量化碳排放就成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關鍵。量化“雙碳”的碳在不同層面上的方法是不一樣的，所考慮的范圍和關注的重點也有差異。
01國家層面“碳”排放計算
按照1999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有關會議的決議(FCCC/CP/1999/7)，締約方應利用《1996年IPCC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修訂版)》，對《蒙特利爾議定書》未予管制的溫室氣體人為排放源和匯進行計算，提出用溫室氣體全球增溫潛勢(GWP)來衡量各國溫室氣體總排放量。2013年聯合國第9次氣候變化峰會要求UNFCCC附件一所列締約方使用《2006年IPCC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并鼓勵使用《2006年IPCC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的2013年補充版：濕地》，并使用《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提出的溫室氣體100年全球增溫潛勢。在《巴黎協定》全球氣候治理體系下，非附件一締約方將于2024年全面啟用《2006年IPCC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計算各國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提交連續的年度溫室氣體排放清單。目前最新的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是IPCC組織全球科學家對2006年指南進行修訂和完善后的《2019年精細化2006年IPCC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
IPCC 2006年指南涵蓋了人為“碳”排放的主要源，并充分考慮了部門之間的交叉、重復，給出了解決跨部門的交叉、重復的計算和報告方法，以避免重復計算和漏算。
02省級層面“碳”排放計算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NDRC)于2010年組織有關部門和研究單位以IPCC清單指南基礎，編制了《省級溫室氣體排放清單編制指南(試行)》，該指南被廣泛地應用于省級和地方層面溫室氣體清單的計算，為地方制定溫室氣體控制方案和達峰路徑設計提供了技術支持。在省級清單編制過程中，電力行業的“碳”排放是最最主要的排放源，考慮電力生產和消費存在區域性的差異，基于區域間公平的思考，省級清單指南中特別增加了與電力調入調出有關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計算方法。電力調入調出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時省級溫室氣體排放重要的信息內容，對一個地區制定碳減排政策和措施具有明確的指導意義。
根據中國碳排放數據庫(CEADs)2018年數據，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具有差異顯著的碳排放空間分布：
總量差異：河北、山東、江蘇、內蒙古、廣東排名前五，排放總量全部超過5億噸，產業結構偏重、能源結構偏煤，為域外提供大量高載能產品;福建全國排名16.排放總量為2.61億噸、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強度差異：全國碳排放強度為1152千克/萬元，寧夏、內蒙古、山西、新疆、河北排名居前五，北京、上海、廣東、浙江、福建居后五;福建排名居倒數第5.強度676、為全國均值的58.7%。
壓力差異：河北、內蒙古、山東等總量、強度雙高的省份，控碳工作壓力大;北京、上海、福建等總量、強度雙低的省份，控碳工作壓力較小;江蘇、廣東、浙江等總量高、強度低的省份，由于排放體量大，控碳工作同樣面臨挑戰(圖1)。
各省碳排放總量與強度分布(2018)
03企業層面“碳”排放計算
在清潔發展機制(CDM)資金支持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在2013年至2015年間先后分三批編制公布了針對24個行業的企業溫室氣體排放核算方法與報告指南，為開展企業層面溫室氣體核算提供技術支持。2015年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發布了《工業企業溫室氣體排放核算和報告通則》及發電、鋼鐵、民航、化工等10個重點行業的企業溫室氣體排放核算和報告要求的國家標準，并于2016年6月1日起實施，為解決溫室氣體核算標準不統一提供了幫助。隨著碳市場的正式啟動，企業層面的“碳”排放量化方法突顯重要，亟需開發服務于碳市場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和報告指南。
04工作范圍要清晰、明確
我國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是黨中央經過深思熟慮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我國實現可持續發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然選擇。目前國內上下齊動，圍繞碳達峰碳中和開展大量的工作。
地方、行業和企業在設計碳達峰碳中和路徑時首先要明確邊界，包括地理區域、行業和企業涵蓋的范圍，界定清晰區域間、行業間和企業上下游關系。IPCC指南給出的計算方法是基于國家地域內所有部門的排放，不存在省、市縣區域間的跨界和交叉性問題。但是，在設計地方、行業和企業的達峰行動方案、碳中和路徑時，必須考慮區域間的交叉性關系，上下游間的關系。比如在化石能源消耗大省和外購電力比例高的地區，進行碳排放計算時必須考慮直接排放和間接排放的問題，同時還必須考慮電力、熱力等的跨區域輸送關系，界定清晰其邊界和相互關系。
此外，在設計碳達峰行動方案和碳中和路徑時，應該明確碳包含哪些氣體，涵蓋哪些排放源。目前我國碳達峰明確是指來自能源和工業過程的二氧化碳，未來碳中和路徑設計是否涵蓋所有的溫室氣體，是否包括所有的排放源還需進一步明確。
因此，明確邊界和范圍是開展“雙碳”工作的首要工作。
05計算方法要規范、統一
通過頂層設計、統籌協作，構建一整套結合了國際公約要求和國內實際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核算指南勢在必行。特別要強化與IPCC指南的銜接，確保核算的國家總量與基于IPCC指南計算的國家清單不存在較大差異。目前亟需修訂《省級溫室氣體排放清單編制指南》，IPCC指南最新成果充分銜接，結合中國實際情況修訂和完善省級清單指南，同時抓緊制定和出臺重點行業溫室氣體核算方法和報告指南，為地方和企業制定減排路徑設置和政策選擇提供基礎。
06基礎數據要透明、完整
碳達峰和碳中和是未來40年乃至更長時期我國一項重要的工作，在制定相關政策措施等方面必須考慮連續、一致。這就要求在核算具體范圍內的溫室氣體排放時保持時間序列的連續性，確保核算方法、數據來源、假設條件等均要清晰、透明、全面。因此，亟需構建一個統籌各個相關部門的數據，服務于碳排放核算的完整的、標準化的、可動態更新的數據共享平臺，該平臺將有助于掌握溫室氣體真實排放情況，挖掘減排潛力，助力實現碳達峰目標和碳中和愿景，使得國家級排放清單和省級排放清單能夠有效銜接，做到國內工作助力國際談判。
07工作隊伍要穩定、專業
穩定的、專業的研究團隊對開展碳達峰碳中和工作十分重要。加強碳達峰碳中和能力建設刻不容緩，建議通過加強地方和企事業單位的應對氣候變化能力建設，經過系統地培訓和學習，形成一只專業性強、穩定性好的專業化研究團隊，專門負責為地方和企事業決策者提供技術支撐，依靠透明、完整的數據，結合統一規范的工作方法將對碳達峰碳中和路徑行動方案的制定和實施，起到積極推進的作用，助力地方和部門落實碳達峰目標，實現碳中和愿景。
碳排放強度
01碳排放強度定義
碳排放強度又叫碳強度(Carbon Intensity)，是指每單位國民生產總值所帶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即碳排放強度=碳排放量/GDP。該指標主要是用來衡量一國經濟同碳排放量之間的關系，如果一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每單位國民生產總值所帶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下降，那么說明該國就實現了一個低碳的發展模式。與整體碳排放目標不同，碳排放強度目標是一個相對指標，即相對于經濟增長來說，碳排放會增加或減少多少;而整體碳排放目標是一個絕對的指標，是一個國家在一定的時間里碳排放量應控制在什么水平。
02碳排放強度內容介紹
1998年，中國簽署了《京都議定書》，承諾制定國家及區域層面的減排方案，合作促進減排技術的研發及應用，加強人才培訓與國際人才交流。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上，中國首次作出量化減排目標承諾，即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量(碳排放強度)較2005年下降40%~45%。
(一)各國家/地區碳排放強度對比
根據各個國家和地區工業化進程不同大致分為兩個陣營，一個是工業化發達國家，以美國、英國、德國等為首，普遍在20世紀30年代率先到達碳排放強度峰值，且這些工業化發達國家碳排放強度普遍在一般在2~3kgCO?/IntGK$之間。另一個是以中國、印度、巴西等為首的新興經濟體國家，普遍在20世紀90年代達到峰值，主要新興經濟體國家碳排放強度峰值都較小，一般在0.5~2kgCO?/IntGK$之間。我國有兩個峰值年，第一峰值年為1960年、第二峰值年為1978年。
表1 各國單位GDP碳排放強度峰值
(二)我國碳排放強度的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受人口增長及化工、建材、礦業等工業行業發展的影響，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不斷提升，生態環境狀況日趨嚴峻。碳排放量上升的基本原因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是人口上升。中國人口于1995年突破12億，2005年突破13億，2019年突破14億。人口的增加催生了能源消耗需求，也進一步促進了碳排放量增長。二是產業結構不合理。中國第二次產業革命背景下的GDP增長，主要是以化石能源為基礎的經濟增長，由此導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急劇上升。2020年，中國碳排放量仍然處于上升趨勢，沒有出現拐點。但是，若考慮碳排放強度，即每萬元GDP所承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2011-2020年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這意味著中國減排工作的效果在提升。
2011-2020年中國碳排放強度變化趨勢(噸/萬元)
03我國碳排放強度的影響因素
我國的碳排放強度主要受能源效率、能源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調整三方面的影響：
1、能源效率。能源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技術進步，近20年我國無論在物理節能等硬性技術方面，還是管理體制等軟性技術方面都有較大的改進，這正是近年來我國能源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按照能源效率在我國碳排放強度變化中起到的作用來判斷，在未來五十年內能源效率因素還會是我國碳減排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國在后續的減排工作中還要繼續重視能源效率的提高;
2、能源結構。能源結構調整對我國碳排放強度有影響，這主要是由于近20年煤炭占能源總消耗比重居高不下，能源結構沒有實質性變化，因此我國通過控制煤炭比重，優化能源結構來實現節能減排具有較大潛力;
3、產業結構。這些年來產業結構調整一直對我國碳排放強度的降低有著阻礙作用，這主要是由于這些年來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沒有達到低碳化發展要求，高能耗工業行業的崛起使第二產業比重增加，在總體碳排放強度的權重和影響力增大，從而導致產業結構因素對碳排放強度降低表現為阻礙作用。
各省排額及減碳潛力
01中國各省碳排放額分配及減排潛力
1、我國30個省(市、自治區)碳排放權分配數額差異較大，其中云南、四川、黑龍江依次占據前3位，其配額均超過了10×108t，分別為14.209×108t、13.694×108t、11.704×108t。
與此對應，寧夏配額最少，僅為0.382×108t，山西、新疆依次排在倒數二、三位，分別為0.591×108t、0.669×108t。
2、14個地區的碳排放權初始空間余額表現為盈余狀態，其中以云南最高，根據原因差異可大致分為“低排放、高配額”“低排放、低配額”以及“高排放、高配額”等三類不同地區。
其他16個地區均表現出了一定程度的欠缺，結合數值差異可劃分為以江蘇等4地為代表的輕度欠缺地區，以天津等7地為代表的中度欠缺地區，以及以遼寧等5地為代表的重度欠缺地區。
3、在16個碳排放權欠缺地區中，浙江、天津、山東等3地所具備的碳減排潛力要明顯高于其他地區，處于領先水平;
福建、重慶、安徽等7地的減排目標實現潛力處于居中水平;而甘肅、內蒙古、貴州等6地所呈現出的碳減排潛力相對較小。
進一步分析表明，各地區碳減排潛力與其碳排放權欠缺量之間雖表現出了一定趨同性但并非完全一致。
有鑒于減排工作重要性的不斷凸現，近年來有不少學者立足于中國碳排放問題展開深度探討。通過對文獻梳理，作者發現目前關于中國碳排放問題的研究已較為系統，基本涵蓋了各個方面，所得出的相關結論也為逐步完善我國碳排放抑或碳減排問題的研究體系奠定了堅實基礎。但同時，現有研究也存在著一定不足，重點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雖然也有學者探討過碳排放權的省域分配問題，但在指標體系的構建上卻更傾向于各類社會經濟指標，而忽視了以林業、農業等為代表的生態功能指標。二是在完成碳排放權省域分配之后，對表現出欠缺特征的地區缺少深度分析。正是基于此，文章重新構建碳排放權區域分配指標體系，并以此為基礎完成碳排放權的省域分配;然后從中識別出碳排放權初始空間余額欠缺地區并對各自碳減排潛力進行綜合評估。
02研究方法
為了實現預期研究目標，文章采用多種分析方法。首先，通過查閱有效文獻、咨詢領域內相關專家的方式完成碳排放權區域分配指標體系的構建，并利用熵值法確定各指標權重;同時利用k-均值法對30個省級行政區展開聚類分組。然后，在完成2017—2030年碳排放權有效測度的基礎上，借助區組間碳排放權分配方法和影子價格模型實現對30個省級行政區碳排放權數量的分配，并以2017年為例計算出各地區碳排放權的初始空間余額，且從中識別出盈余地區和欠缺地區。最后，對于碳排放權欠缺地區，科學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并借助主成分分析法完成對各自碳減排潛力的綜合評估。
3.1 中國碳排放權區域分配及初始空間余額
表1 2017年我國30個省級行政區碳排放量、碳排放權分配額及其初始余額
由表1可知，目前全國有14個地區表現出盈余特征。其中，云南、四川、黑龍江、北京碳排放權初始空間余額要明顯高于其他地區，可歸為“充分盈余”地區。河南、江西、湖北、廣西、上海、吉林等6地依次排在5~10位，可歸為“中度盈余”地區。除此之外，海南、青海、廣東、江蘇等4地也表現出了一定空間盈余特征，但余額數量較低，可歸為“略微盈余”地區。從總體區域分布來看，東、中、西部均有涉及，根據成因差異可大致分為三類：
(1)以京、滬、贛、桂、川、滇等6地為代表的“低排放、高配額”地區，這些地區或自身能耗水平較低、或能源利用結構相對合理，客觀上促使各自碳排放量處于較低水平。
(2)以吉、瓊、青等3地為代表的“低排放、低配額”地區，各自相對較小的經濟體量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對能源的消耗，進而使其碳排放量處于較低水平。
(3)以黑、蘇、豫、鄂、粵等5地為代表的“高排放、高配額”地區，各地二、三產業能源消耗數量巨大，且均為農業生產大省，由此導致其碳排放量居高不下。
其他16個地區的碳排放權初始空間余額均表現出了一定程度的欠缺，而根據各自的欠缺程度可將其劃分為三類：
(1)輕度欠缺地區，包含浙江、安徽、福建、重慶等4地。其中浙、皖二地屬于典型的“高排放、高配額”地區，其理論配額為當前碳排放量的90%甚至以上，所面臨的減排壓力可能相對較小;閩、渝二地碳排放權配額與當前碳排放量均屬于較低水平，經濟發展層次在全國居于中等水平，各自減排工作均面臨一定壓力。
(2)中度欠缺地區，包含天津、內蒙古、湖南、貴州、陜西、甘肅、寧夏等7地，除天津外均為我國中西部省區。其中，內蒙古、陜西的能源利用結構相對單一，客觀導致各自碳排放量處于較高水平;除此之外的其他地區均表現出“低排放、低配額”特征，且前者數量要明顯少于后者，各自碳排放權理論配額均不及其碳排放量的50%，面臨較大減排壓力。
(3)重度欠缺地區，包含河北、山西、遼寧、山東、新疆等5地，都呈現出較為明顯的“高排放、低配額”特征，從目前境況來看均面臨極為嚴重的碳排放赤字，高耗能源的廣泛利用是導致其碳排放量居高不下的關鍵動因，而各自林木資源蓄積量的相對欠缺又極大制約了其碳排放權的分配。
3.2 碳排放權欠缺地區碳減排潛力綜合評估
從圖1中不難發現，浙江、天津、山東等3地的綜合評分要明顯高于其他13個地區，表明它們減排潛力較大，未來所面臨的碳減排壓力相對較小，就區域分布而言均位于我國東部。福建、重慶、安徽、湖南、遼寧、陜西、河北等7地依次排在4~10位，評分介于55~80之間，這些地區的減排目標實現潛力在16個碳排權欠缺省份中處于居中水平，主要分布于我國中部。甘肅、內蒙古、貴州、山西、寧夏、新疆等6地綜合評分均在45以下，依次排在11~16位，上述地區所呈現出的碳減排潛力相對較小，其中除山西之外均為我國西部省(自治區)。
圖1 碳排放權欠缺省區減排潛力綜合評估結果
04結論
通過分析，主要得出以下幾方面結論：
(1)我國30個省(市、自治區)碳排放權分配數額差異較大，其中云南、四川、黑龍江依次占據前3位，其配額均超過了10×108t，分別為14.209×108t、13.694×108t、11.704×108t。與此對應，寧夏配額最少，僅為0.382×108t，山西、新疆依次排在倒數二、三位，分別為0.591×108t、0.669×108t。
(2)14個地區的碳排放權初始空間余額表現為盈余狀態，其中以云南最高，根據原因差異可大致分為“低排放、高配額”“低排放、低配額”以及“高排放、高配額”等三類不同地區。其他16個地區均表現出了一定程度的欠缺，結合數值差異可劃分為以江蘇等4地為代表的輕度欠缺地區，以天津等7地為代表的中度欠缺地區，以及以遼寧等5地為代表的重度欠缺地區。
(3)在16個碳排放權欠缺地區中，浙江、天津、山東等3地所具備的碳減排潛力要明顯高于其他地區，處于領先水平;福建、重慶、安徽等7地的減排目標實現潛力處于居中水平;而甘肅、內蒙古、貴州等6地所呈現出的碳減排潛力相對較小。進一步分析表明，各地區碳減排潛力與其碳排放權欠缺量之間雖表現出了一定趨同性但并非完全一致。
通過下文分析，主要得出以下幾方面結論：
(1)我國30個省(市、自治區)碳排放權分配數額差異較大，其中云南、四川、黑龍江依次占據前3位，其配額均超過了10×108t，分別為14.209×108t、13.694×108t、11.704×108t。與此對應，寧夏配額最少，僅為0.382×108t，山西、新疆依次排在倒數二、三位，分別為0.591×108t、0.669×108t。
(2)14個地區的碳排放權初始空間余額表現為盈余狀態，其中以云南最高，根據原因差異可大致分為“低排放、高配額”“低排放、低配額”以及“高排放、高配額”等三類不同地區。其他16個地區均表現出了一定程度的欠缺，結合數值差異可劃分為以江蘇等4地為代表的輕度欠缺地區，以天津等7地為代表的中度欠缺地區，以及以遼寧等5地為代表的重度欠缺地區。
(3)在16個碳排放權欠缺地區中，浙江、天津、山東等3地所具備的碳減排潛力要明顯高于其他地區，處于領先水平;福建、重慶、安徽等7地的減排目標實現潛力處于居中水平;而甘肅、內蒙古、貴州等6地所呈現出的碳減排潛力相對較小。進一步分析表明，各地區碳減排潛力與其碳排放權欠缺量之間雖表現出了一定趨同性但并非完全一致。
05影響
能耗與碳排放的相關性正在減小 精準控碳需求凸顯
自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實施能耗“雙控”以來，我國能耗強度持續大幅下降，在支撐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為促進高質量發展、保障能源安全、改善生態環境質量、應對氣候變化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能耗“雙控”也存在能源消費總量管理缺乏彈性、能耗雙控差別化管理措施偏少等問題。隨著“雙碳”進程的推進，能耗“雙控”愈發凸顯出在精準控碳方面的局限性。
北京師范大學創新發展研究院副院長、中國能源研究會能源政策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林衛斌表示，雖然我國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中，能源生產和消費相關活動的碳排放占比較高，控制了能耗在很大程度上就控制了碳排放，但仍有相當部分的碳排放來自非能源利用，且非化石能源消費不直接產生碳排放。從能耗雙控轉向碳排放雙控將使得控碳舉措更加精準。
國家發展改革委去年印發的《完善能源消費強度和總量雙控制度方案》指出，能耗“雙控”以能源資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為導向。可以看出，能耗“雙控”的目標指向效率提升，而碳排放“雙控”則直接指向綠色低碳發展。
隨著清潔能源消費占比的持續提升，單純考核能耗已經不能有效反映出一個行業或企業的綠色用能水平，單一的能耗約束的弊端越發顯現。去年部分地區出現的限產限電“一刀切”就并未對消納清潔能源的企業作出區分。國家城市環境污染控制技術研究中心教授彭應登指出，單純對能耗進行控制，還可能會誤傷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和可再生能源豐沛地區的經濟發展。
而在新的能耗“雙控”辦法實施后，這一問題將會越發明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納入能源消費總量控制。這意味著能源消費量與碳排放量的相關性正在縮小，實施碳排放“雙控”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越發增強。
全國政協委員、紅杉中國創始及執行合伙人沈南鵬在全國政協十三屆五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的發言中指出了碳排放“雙控”對西部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他提出，以單位GDP碳排放考核帶動換道領跑，把單位GDP碳排放作為產業承接的新標尺，讓風光電等產業就近布局，讓清潔能源產業在西部就近壯大，帶動當地攤薄工業碳強度和擴大就業稅收。
加快推進碳排放核算標準體系建設
碳排放“雙控”如何實施?目標怎么定，路線怎么走，節奏如何把握?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體學習時提出，要健全“雙碳”標準，構建統一規范的碳排放統計核算體系。這為開展碳排放“雙控”指明了任務。
碳排放核算是摸清碳排放家底、科學推進碳排放“雙控”的基礎。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指出，核算是綠色轉型的基礎。碳核算和生態核算迄今仍然是一大短板。當前首先要推動核算工作，有一套科學的算賬方法。在此基礎上建立碳賬戶和綠色責任賬戶，形成包括碳減排、其他污染防治、生態修復和經濟增長等要素在內的各級政府、企業和個人的綠色責任賬戶，確定各個主體的減排責任。
民進中央在此次兩會上提交的《關于完善碳排放核算標準體系，加強碳核查數據質量監管的提案》指出，碳核查數據不準確直接影響科學決策的出臺，數據造假行為影響碳市場的公平性，不利于“雙碳”目標達成。失真碳核查數據公開有損我國政府公信力，影響我國國際聲譽，影響我國氣候變化國際談判的有效性，對國家利益造成損失。
這份提案分析指出，我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啟動以來，碳排放數據失真頻頻發生，這主要是因為我國碳核算結果精確度不足，核算依據涉及多種政策法規，允許多套核算規則并行使用，導致碳核算標準邊界模糊。地方政府、企業、第三方碳核查機構存在碳核算數據造假動機。對此，該份提案建議，完善碳核查行業標準，提升碳核查數據精度，建立碳核查數據責任制，健全碳核查法律法規體系，提高政府碳核查能力，加強部門間協調配合。
全國政協常委、上海市政協副主席，民進中央副主席、上海市委主委黃震表示，目前我國已初步建立了碳排放核算體系。下一步，應加強我國產品碳排放核算基礎數據庫建設，從國家層面規范碳排放數據采集;建設產品生命周期碳排放核算標準體系，成立產品生命周期碳排放核算機構;建立數字化碳排放信息共享機制;加強產品碳排放核算結果對企業的激勵引導作用;加大碳排放核算和管理的人才培養力度。
加強碳排放市場機制頂層設計
碳排放“雙控”是否要參考能耗“雙控”的方法，先做碳排放預算，設置總量，再把總量分解到各個地方、企業和單位，對其進行考核?生態環境部應對氣候變化司副司長陸新明表示，碳排放“雙控”要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制定一系列激勵和約束機制。
作為控制和減少碳排放的市場手段，全國碳市場在2021年完成了第一個履約期。碳排放配額累計成交1.79億噸，年交易量占配額發放總量的5%左右，履約完成率99.5%，成為全球最大的現貨碳市場，且市場達到了活躍程度。進入第二個履約期，碳交易將逐步擴大市場交易品種和行業覆蓋范圍。
“當前全國碳市場參與主體和交易品種單一，參與主體限于發電行業重點排放單位。同行業間的約束相同、操作方式相近，所受政策影響大體一致，在相同政策條件下交易相對集中，存在‘潮汐現象’。”全國政協常委、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表示，目前碳排放配額分配以免費分配為主，供應相對充足，影響了碳市場交易的價格和流動性，造成碳排放權價格整體偏低且具波動性，難以對企業減排形成有效激勵。”他建議加強碳市場配額制度研究，合理評估現有配額發放制度的松緊尺度，在考慮企業履約、減排成本的前提下，適時收緊免費額度，引入配額拍賣制度。此外，要建立綠電與碳排放權聯動體系、碳稅與碳交易聯動的碳定價政策機制以及國際碳關稅互認機制等。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白重恩認為，碳定價政策的頂層設計至關重要。實行碳市場、碳稅、綠色溢價補貼、碳匯等一攬子碳定價政策，結合電力市場改革等輔助政策，疏通全價值鏈的碳價傳導機制，有助于明確規則、調順激勵，引導經濟社會整體的零碳轉型。他建議碳定價政策的頂層設計要綜合協調多種因素，穩步推進。可根據零碳目標和時間點，分步驟、分階段設定強有力、不斷趨緊的碳約束來影響企業投資預期，引導碳資產管理、技術創新、生產方式和消費行為，推動從高碳社會向低碳、零碳社會的轉型。
參考來源：中研綠色金融研究院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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