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各地知識產權典型案例匯總
【商業秘密領域】
1
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孫某某等4人侵犯商業秘密案——保護“出海”企業經營信息和技術信息
【著作權領域】
2
邵某某等18人侵犯著作權案——京津冀跨區域全鏈條打擊盜版犯罪
3
北京某圖片有限公司與北京某信息服務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民事訴訟監督系列案——運用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深挖類案監督線索
4
馬某、孫某某侵犯著作權案——對軟件鑒定意見的實質性審查、排除與采信
5
李某侵犯著作權案——破壞電子設備軟硬件技術措施行為的認定
6
劉某某等5人侵犯著作權案——數據賦能精準打擊盜版窩點
7
北京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王某某侵犯著作權案——追加單位犯罪體現從嚴打擊
【商標權領域】
8
檢察機關一體履職促成惡意注冊英雄烈士姓名商標宣告無效系列案——捍衛英雄烈士合法權益
9
惠州市某科技有限公司申請行政訴訟監督案——異地協作核查商標虛假使用證據
10
楊某某等12人假冒注冊商標案——破解老字號企業代理商“真假混賣”認定難題
11
劉某、胡某等11人假冒注冊商標、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案——平等保護涉外主體知識產權
12
李某某等2人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案——跨區域行刑反向銜接
13
鄢某甲等4人假冒注冊商標案——以文檢和痕跡鑒定意見夯實制假事實
14
四川某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河南某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王甲某等11人假冒注冊商標、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非法制造注冊商標標識案——跨區域協作斬斷產、供、銷犯罪鏈條
15
范某等4人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案——以全面審查電子數據破解犯罪手段隱蔽難題
案例1：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孫某某等4人侵犯商業秘密案——保護“出海”企業經營信息和技術信息
典型意義
（一）引入技術調查官專業導航，破解“零口供”難題
針對案件技術事實復雜、專業難度大等問題，檢察機關聘請具有光電測量工程領域專業經驗的技術調查官輔助辦案，對產品分布在設備5個子系統中的10個技術秘密點進行全面審查。挖掘軟件開發版本管理器中的研發過程，厘清技術秘密點與相關的軟件對應版本之間的關系，為破解“零口供”案件事實認定發揮重要作用，也為庭審展示電子數據打下基礎。
（二）全面認定經營信息和技術信息，實現民刑“雙罰”
除了上述技術信息以外，孫某某利用在同某技術股份有限公司任職期間所掌握的境外銷售業務運作模式、商業計劃產銷策略、客戶交易習慣特殊需求等經營信息，促成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貿易合同的行為，給同某技術股份有限公司造成損失。盡管民事訴訟已判決其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但該侵權行為同樣達到刑事追訴標準，仍有打擊必要。檢察機關依法履行追訴職責，追加認定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孫某某侵犯商業秘密權利人經營信息的事實。
（三）全面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護航企業“出海”
本案涉及企業海外市場秩序，檢察機關結合某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所屬的科技創新行業特性和技術領域特征，以案件本身反映出的問題為抓手，從權利屬性、技術措施等多個角度，提示該公司優化電子化留痕管理，確保載體接觸行為、接觸路徑可溯源，提升涉密載體流轉的規范化。圍繞如何準確界定權利邊界、優化電子化可溯源路徑等，幫助企業查疏堵漏，護航科技創新主體行穩致遠。
案例2：邵某某等18人侵犯著作權案——京津冀跨區域全鏈條打擊盜版犯罪
典型意義
（一）深化京津冀執法司法協作，打擊“青少年讀物”盜版鏈條
依托京津冀檢察機關跨區域全鏈條打擊知識產權犯罪機制，堅持統一標準、集中辦理，聯合公安機關開展跨區域司法協作，共享案件線索信息，做到“打源頭、端窩點、斷鏈條”，實現對知識產權犯罪全鏈條一體化打擊，有力震懾犯罪行為，提升案件的警示教育效果。
（二）強化人身刑和財產刑并罰功能，提高侵權違法犯罪成本
厘清資金脈絡與證據鏈條，查明委印、銷售、發貨、收款規律，全面查清犯罪事實、準確認定非法經營數額5000余萬元，精準提出量刑建議，全部被判處有期徒刑刑罰。其中，邵某某按照其負責的非法經營額判處罰金1500萬元。
（三）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守護民生福祉
著眼未成年人保護，對涉案圖書內容、質量進行實質審查。針對涉案圖書字跡模糊、色彩刺眼、氣味刺鼻、內容錯漏等問題，在法院判決銷毀起獲圖書的基礎上，向銷假圖書市場制發檢察建議，強化青少年讀物版權專項核查保護，充分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權益。
案例3：北京某圖片有限公司與北京某信息服務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民事訴訟監督系列案——運用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深挖類案監督線索
典型意義
（一）貫徹落實數字檢察戰略，運用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深挖類案監督線索
檢察機關在總結知識產權領域權利濫用特點和規律的基礎上建用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運用模型對同一當事人以及涉及同類知識產權客體的關聯案件進行篩查，精準發現關鍵性在先生效判決，在類案異判的情形下精準識別監督線索，實現了案件辦理由個案監督向類案監督延伸。
（二）發揮檢察一體化履職優勢，凝聚合力提升監督效果
檢察機關充分運用上下一體、協同高效的組織優勢，加強線索移送，確保法律監督無死角。在辦案過程中，圍繞案件辦理方向、調查核實內容等加強辦案聯動、研判會商，有力提升了案件辦理質效，為同類案件的辦理提供了有益的指導和示范作用。
（三）深化檢法協同配合機制，推動矛盾糾紛實質性化解
檢察機關主動加強與法院的溝通協調，整合司法資源，推動實現矛盾糾紛的一攬子解決。既依法平等維護了企業合法權益，又有效節約了司法資源，為優化法治化營商環境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案例4：馬某、孫某某侵犯著作權案——對軟件鑒定意見的實質性審查、排除與采信
典型意義
（一）以技術賦能司法辦案，助力司法鑒定意見準確采納
本案中，司法鑒定意見系關鍵定罪證據，但原有鑒定意見在鑒定過程中存在基于不同規則對前后端代碼進行比對、使用錯誤比對對象進行代碼比對、代碼比對結論與代碼比對原則自相矛盾的情況，導致鑒定意見中關鍵比對結果，代碼相似率與實際情況不符。檢察機關依法排除該份鑒定意見，并由公安機關重新委托鑒定，新的鑒定意見對前后端代碼進行比對，依據核心代碼比對分析判斷兩款軟件的相似程度，認為相似性后端代碼占侵權軟件后端代碼總行數達77.4%。經審查，該鑒定意見對鑒定比對原則、比對方法，以及開源代、第三方代碼和有限代碼等排除情況均有合理說明，故依法予以采信。
（二）聚焦證據爭議問題，切實發揮證人出庭作用
圍繞鑒定主體資質、鑒定檢驗工具、鑒定比對原則、鑒定比對方法以及鑒定結論是否正確等問題，檢察機關申請司法鑒定人員出庭進行說明解釋。同時對辯方和辯方專家證人提出的質詢，鑒定人能當場清晰闡述具體認定開源代碼和第三方代碼的理由、鑒定比對文件來源等問題，以明晰鑒定意見專業性問題。通過偵查人員出庭和其他證人出庭方式，經控辯雙方交叉詢問，核實了鑒定檢材的提取過程，確保了檢材來源的清晰完整，未被污染以及與司法鑒定所用檢材具有同一性，有助于查明案件事實，有效促進庭審實質化。
（三）緊貼專業化案件辦理需要，優化檢察聽證工作
知識產權案件專業性強、技術法律交叉，民刑爭議交織，在案件辦理過程中為厘清爭議問題，檢察機關根據案件性質、涉訴領域、聽證需求等內容，組建涵蓋知識產權法學、刑法學和計算機學科的高校老師以及版權鑒定機構鑒定人作為聽證員，以提高聽證員與案件的適配性，并邀請北京市人民檢察院指派的技術調查官、檢察技術人員作為有專門知識的人參與檢察聽證會，各方專業人士圍繞軟件運行比對、代碼比對、開源代碼排除等專業問題從不同專業領域、不同學科視角提出看法和觀點，為檢察官審查和采信司法鑒定意見提供重要參考。
案例5：李某侵犯著作權案——破壞電子設備軟硬件技術措施行為的認定
典型意義
（一）充分發揮檢察技術職能作用，破解涉電子設備軟硬件技術措施的認定難題
涉案品牌游戲機通常會在硬件中安裝防護系統，并在游戲物理外殼系統嵌入加密代碼，采取雙重技術措施。行為人破解了何種技術措施，是此類案件的首要審查內容。檢察機關充分運用檢察技術與專家“外腦”，共同對“游戲機軟件系統、適配游戲”采取的技術措施、破解芯片的破解過程和破解原理等進行分析論證。最終明確其行為系通過加裝特定芯片打斷原有系統的啟動順序，在開機時直接進入工程模式(RCM)，并利用第三方定制固件禁用數字簽名核驗、運行具有偽造的NSP文件方式，實現對技術措施的規避。
（二）深挖電子數據中的犯罪線索，通過自行補充偵查追加犯罪數額，確保罪刑適應、罰當其罪
本案的涉案游戲機數量，最初僅為現場查扣的36臺，檢察機關通過深挖電子數據中的犯罪線索，發現李某在線下實體店鋪、線上電商平臺均有銷售破解版某品牌游戲機的情況。為準確認定犯罪數額，檢察機關在已有電商平臺交易記錄的基礎上，開展自行補充偵查工作，從已提取的電子數據中全面梳理、查找相關交易記錄、交易明細。最終，檢察機關認定李某銷售游戲機數量2000余臺。
（三）平等保護涉外知識產權主體合法權益，保障權利人實質性參與訴訟
依法告知涉外權利主體享有的訴訟權利，充分保障權利人及訴訟代理人的閱卷權，并認真聽取其意見，支持其出席法庭并發表意見，全流程、全方位、全鏈條保障其合法權益。
案例6：劉某某等5人侵犯著作權案——數據賦能精準打擊盜版窩點
典型意義
（一）數據賦能精準研判線索，提前介入固定關鍵證據
針對劉某某通過多地注冊公司，以分散的注冊地址掩蓋犯罪鏈條的行為，檢察機關及時介入偵查，通過對涉案網店注冊信息、后臺結算銀行賬戶、物流軌跡等涉案數據開展穿透式分析，引導公安機關精準鎖定劉某某等人位于外省的制假窩點，現場查扣密鑰打印機、U盤刻錄機等關鍵證據。到案后，劉某某辯解稱店鋪多數訂單數據均為“刷單”，應予扣減。為精準指控犯罪，檢察機關引導偵查機關從電商平臺調取真實交易記錄、刷單處罰數據及支付賬戶關聯信息，同時反復甄別指控的數千條銷售記錄，重點審查了銷售記錄中信息不完整、重復購買、退款退貨的情況，并對購買者進行了抽樣電話取證，在扣除相應成本后，最終精準認定劉某某等人違法所得額。
（二）電子數據審查鎖定侵權故意，釋法說理促成認罪認罰
到案后，劉某某等人拒不認罪，辯稱不知道銷售的是侵權商品。為查明劉某某等人是否具有主觀明知，檢察機關對在案手機、電腦電子數據進行全面審查，檢索出劉某某網店培訓客服使用的“話術單”，話術單針對客戶可能提出的版權問題標注了應對策略，直指其“明知侵權仍銷售”的主觀故意。檢察機關通過訴前證據開示及釋法說理，促使劉某某等人認罪悔罪，全額退賠違法所得。
（三）全面聽取當事人意見，以案釋法強化風險防范
為扎實證據鏈條，檢察機關強化檢企協作，組織權利方技術團隊對警方扣押的侵權商品進行甄別并形成書面報告，同時積極為商標權利方提供“隨案會診”檢察服務。案件辦理過程中，檢察機關全面保障知識產權權利人刑事訴訟知情權和訴訟參與權，及時送達訴訟權利義務告知書，多次聽取知識產權權利人及訴訟代理人意見。針對在辦案過程中發現的某軟件公司部分代理商以代理權為“擋箭牌”，真假混賣擾亂市場秩序的行為，檢察機關為權利方在加強代理商管理和貨源管理等方面提供了完善供應鏈管理、開展動態監督考核等建議和對策，均得到了企業的重視和認可。
案例7：北京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王某某侵犯著作權案——追加單位犯罪體現從嚴打擊
典型意義
（一）全面辨析關聯罪名異同，依法精準選擇罪名適用
本案中，權利人受到著作權及商標權的雙重保護，王某某指使他人印刷后繼續銷售的行為，同時觸犯了侵犯著作權罪和假冒注冊商標罪兩個罪名，應當擇一重處罰。該案中兩罪的定罪量刑標準相當，檢察機關堅持全面審查、綜合分析原則，審慎論證涉案罪名，認定盜版圖書的核心在于未經許可復制發行他人作品，直接沖擊著作權制度，而假冒注冊商標行為通常依附于盜版行為，屬于實現盜版目的的手段，故依法對本案改變定性為侵犯著作權罪。
（二）追加認定單位犯罪，促使退贓退賠
經審查，涉案單位并非為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而設立，也并非以侵犯知識產權為主業，故依法追加認定單位犯罪。辦案中通過加強政策宣教、釋法說理，促使涉案單位及實際經營人王某某自愿認罪認罰，積極退賠權利人損失、退繳違法所得。
（三）跨區域全鏈條打擊犯罪，全力追訴上游印刷人員
該案印刷地、存儲地均位于外省，檢察機關梳理參與人員的地位、作用、參與印刷的數量及金額，引導公安機關全面、及時固定證據，同步打擊上游中間商、印刷人員，目前已有2人(另案處理)被批準逮捕。
案例8：檢察機關一體履職促成惡意注冊英雄烈士姓名商標宣告無效系列案——捍衛英雄烈士合法權益
典型意義
（一）強化政治統領，以服務大局為中心開展檢察監督工作
革命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離不開革命文化的精神支撐。檢察機關堅持講政治與講法治有機統一，強化知識產權協同保護，督促知識產權行政管理部門快速處置和有效管控，高效修復受損的公共利益，有效捍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二）用足用好開源數據庫，為文化強國建設提供檢察智慧
強化大數據模型建設，利用退役軍人事務部發布的烈士英名錄、知識產權局官網公布的注冊商標和地理標志名單等數據，豐富底層數據，篩查涉嫌惡意注冊商標線索，四級檢察機關上下聯動、一體履職，依職權主動監督，在個案監督基礎上推動類案監督，有效提升線索發現能力和監督成效，以知識產權保護助力文化強國建設。
（三）強化知識產權綜合履職，推動形成同時發力、同向發力的“大保護”工作格局
依托檢察機關與知識產權行政管理部門協作工作機制，不斷優化協作配合機制，通過線索移送、磋商座談等形式強化協同保護力度，統一法律適用標準。持續推動與知識產權管理部門信息數據互聯互通，綜合履職、系統聯動，將后端監督觸角延伸至前端治理，在強化知識產權全鏈條保護中彰顯“檢察元素”。
案例9：惠州市某科技有限公司申請行政訴訟監督案——異地協作核查商標虛假使用證據
典型意義
（一）嚴格證據實質審查，發揮檢察一體化優勢
檢察機關堅持全面、客觀、實質審查原則，充分運用自行調查、指令調查、委托調查等方式，對商標使用證據進行穿透式審查，突破傳統書面審查局限。通過跨省協作查實證據真偽，不僅有效節約了辦案資源，也提高了取證的精準性，為抗訴改判奠定了堅實的證據基礎，對同類案件審查具有示范意義。
（二）加強實質審查，準確認定“商標性使用”
對山東某酒業有限公司提交的證據進行全面審查，區分商品進入流通領域前生產、加工等行為的證據及商品進入流通領域的銷售行為證據，排除自制證據及存疑證據的證據效力，進而認定在案證據不足以證明在指定期間內對訴爭商標進行了真實、合法、有效地使用。
（三）強化法律監督職能，維護商標管理和市場競爭秩序
本案通過抗訴推動清理長期未實際使用的“僵尸商標”，釋放商標資源，避免公共資源浪費。同時，檢察機關結合對涉案企業的背景調查，綜合考慮監督必要性與社會效果，對于當事人使用虛假證據的行為予以負面評價，既維護了商標注冊制度的嚴肅性，又注意不對企業的正常經營造成實質影響，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案例10：楊某某等12人假冒注冊商標案——破解老字號企業代理商“真假混賣”認定難題
典型意義
（一）采取“三步走”方法攻克“真假混賣”難題，追加認定90余萬元銷售金額
楊某某作為代理商，在案發期間存在“真假混賣”的情況，加之涉案人員均無法說明銷售數額，且沒有賬本，如何計算銷假金額成為本案審查的核心問題。檢察機關堅持資金證據和通信證據“兩必審”，采取“三步走”方法，查明犯罪數額。第一步是從涉案聊天記錄、轉賬記錄等數據中梳理出犯罪行為的發展脈絡圖與人員結構網，精準識別財務負責人員，第二步是圍繞銷售與財務之間的資金證據準確甄別出“真假”銷售途徑，第三步是引導公安機關完善購買方的證據鏈條，最終全面認定銷售金額，依法從嚴打擊侵犯知識產權的犯罪行為。
（二）落實食藥安全“四個最嚴”工作要求，追查懲治各環節制假售假者
楊某某等人生產、銷售假冒商標的食品，犯罪數額特別巨大，不僅侵犯了知識產權人的合法權益，還給廣大消費者的身體健康留下了巨大的安全隱患。檢察機關充分履行法律監督職能，圍繞人員分工層層遞進，深挖上下游犯罪線索，成功追訴8人，包括明知他人造假仍供應食品添加劑、防腐劑的原料商和配方調試人員，并依法提起公訴。
（三）履行行刑“反向銜接”職責，推進知識產權全環節保護
除依法起訴12人以外，對參與生產的7名工人，考慮其犯罪情節輕微、參與時間較短，且主動退繳全部違法所得，依法做出相對不起訴處理決定，并向假冒食品生產地的市場監督管理局制發檢察意見書，建議予以行政處罰，確認7人違法行為后對其進行說服教育。檢察機關還向購假后銷售地的屬地鎮政府發出檢察建議，提示從小規模食品生產經營、助推食品安全監管治理模式向事前預防轉型等方面加強日常監管和宣傳，強化溯源治理。
案例11：劉某、胡某等11人假冒注冊商標、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案——平等保護涉外主體知識產權
典型意義
（一）實質認定“委托加工”行為，嚴格把握法律適用
本案中，劉某所售假冒服飾來源包括“直接采購”和“委托加工”兩種形式。檢察機關全面梳理劉某網絡通信記錄細節，查明劉某向于某甲提供布料和商標標識等生產原材料，且對假冒服飾的縫紉細節、商品質量、領標位置等提出具體要求，假冒服飾的最終形態充分體現了劉某個人意志，應當認定其實施的是生產制造行為而非單純的銷售行為。基于此，追加認定劉某犯假冒注冊商標罪。
（二）全面審查資金證據和通信證據，準確認定犯罪數額
本案涉案人員相互熟知，私人借款、非侵權商品采購產生的資金往來與假冒商品采購相互雜糅，為犯罪數額計算帶來困難。檢察機關根據訂貨頻率異動，結合店鋪登錄IP地址變化，查明于某乙接手店鋪時間;引導公安機關補充調取全部關聯人員相關交易明細，根據付款時間、付款金額，鎖定各被告人實際使用的賬戶，追加認定于某甲收取委托加工費20余萬元;針對胡某經營租賃業務的辯解，根據訂單標題特征和付款規律，輔以客服聊天予以佐證，逐筆剔除租賃訂單。經全面梳理12部手機、6臺電腦、37家網絡店鋪數據，結合付款記錄、訂單記賬等客觀證據交叉印證，準確計算犯罪數額。
（三）堅持平等保護，以檢察履職提升涉外知識產權保護效能
本案的被侵權商標權利人系涉外主體，檢察機關依法保障涉外案件主體的合法權益，加強與涉外企業權利人及訴訟代理人的溝通，及時向被侵犯知識產權公司告知權利義務、聽取相關意見，平等保護國內外各類市場主體合法權益。檢察機關注重向外傳播知識產權檢察好聲音，通過普法培訓、知識產權保護宣傳活動等多種方式加強涉外知識產權保護交流工作，實現從案件辦理到社會治理效能的提升。
案例12：李某某等2人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案——跨區域行刑反向銜接
典型意義
（一）全面深挖違法犯罪線索，促進多部門協同打擊
提前介入階段，檢察機關從被舉報人賽某某手機電子數據中發現，賽某某系通過李某某采購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遂引導公安機關對李某某進行偵查并抓獲。后又通過李某某手機電子數據，發現多條上、下游銷售假冒注冊商標商品的違法或犯罪線索，并及時向北京、內蒙古兩地公安機關及市場監督管理部門移送相關線索。為提高協同打擊效率及力度，檢察機關以本案辦理為契機，與公安、市場監督管理、文旅、煙草專賣等部門共同簽署了《協同打擊治理侵犯知識產權違法犯罪工作指引》，建立多部門協同打擊機制。
（二）探索異地行刑反向銜接，推動跨區域聯動協作
鑒于賽某某犯罪情節較輕，檢察機關對其作出不起訴決定，并探索異地行刑反向銜接。檢察機關通過與內蒙古檢察機關取得聯系，建立起與當地市場監督管理部門的溝通渠道，并就處罰必要性、法律法規適用及行政處罰裁量幅度與之進行全面探討，最終達成制發行刑反向銜接跨省《檢察意見書》的共識。當地市場監督管理部門在充分考慮被不起訴人家庭現狀、經濟收入、違法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等情況后，對賽某某進行了輕微行政處罰。
（三）充分保護被侵權人權利，實質性化解案件矛盾
檢察機關及時告知被侵權人訴訟權利義務，并向其征求和解意愿，得知其擔心和解會導致犯罪嫌疑人被畸輕處罰后，耐心對其講解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最終打消其顧慮，使其同意接受賠償。后李某某、賽某某分別賠償被侵權人人民幣40萬元、2萬元。被侵權人對李某某、賽某某均表示諒解。
案例13：鄢某甲等4人假冒注冊商標案——以文檢和痕跡鑒定意見夯實制假事實
典型意義
（一）委托文檢與痕跡鑒定，鑒別涉案包材真偽
檢察機關依托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技術信息研究中心的檢察技術優勢，以文檢與痕跡鑒定的方式，對涉案包材真偽開展鑒定和溯源。經鑒定發現，涉案酒瓶及包裝均為假冒，并且印刷特征各異、來源各不相同，且部分酒瓶存在真瓶裝假酒情況。由此，檢察機關得以進一步明確鄢某甲等人自行勾兌酒品、從不同上游處收購假包材的事實。
（二）深挖電子數據與銷假銷劣投訴數據，助力形成打假合力
為進一步深挖制售假酒犯罪鏈條，檢察機關依托檢察技術同步輔助審查機制，對在案電子數據進行全面梳理。發現部分與鄢某甲進行過“黑話”溝通或在相同酒類收購群聊中的同行，其經營地也在門頭溝區。辦案人員將上述人員與12345投訴數據碰撞，發現尚某等人經營的店鋪曾有消費者投訴記錄。檢察機關針對此線索與市場監督管理局兩次開展整治假酒聯合行動，在產權公司配合下，發現門頭溝區3家公司銷售假酒的行為，市場監督管理局對查獲的假酒予以扣押，并作出行政處罰決定。
案例14：四川某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河南某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王某等11人假冒注冊商標、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非法制造注冊商標標識案——跨區域協作斬斷產、供、銷犯罪鏈條
典型意義
（一）提前介入夯實證據鏈，全維度固證追訴漏罪漏犯
針對案件人員層級復雜、商品真假混賣等問題，檢察機關提前介入引導公安機關調取侵權產品的技術特征、物流數據、資金流水等關鍵證據，為認定犯罪數額奠定基礎;重點關注網絡通信記錄等電子數據，確定人員的主觀明知及分工關聯;同時以雙向追蹤的方式深挖犯罪鏈條，順向追蹤銷售網絡、逆向追溯侵權標識來源，成功挖掘出上游商標標識犯罪和下游銷假犯罪，并依法追訴單位犯罪。通過提前介入固定犯罪數額、犯罪主體、主觀明知三個維度的證據，夯實證據鏈條，對漏罪漏犯精準追訴。
（二）跨區域協同合作，斬斷產、供、銷犯罪產業鏈
四川某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為逃避偵查，在四川省、重慶市不斷變更制假窩點地址，檢察機關協同偵查人員在京、渝、川三地跨區域取證，先行摸清三地涉案人員的身份和組織架構;依托全鏈條打擊侵犯知識產權違法犯罪法律監督模型，對物流記錄、資金流水等數據研判分析，鎖定廣東等地的原料供應和售假窩點。通過跨區域司法協作，2023年8月在廣東省、四川省、重慶市多地對十一名被告人統一實施抓捕，實現對加工生產、知假銷假、商標標識印刷的全鏈條打擊。
（三）全流程保護高新技術企業合法權益，做好追贓挽損工作
為高質量服務企業發展，在批捕、起訴階段及時告知商標權利人權利和義務，自行調取商標注冊文書、鑒定文書等證據，提升案件辦理質效，維護權利人的合法權益。秉持“應追盡追、能追則追”理念開展追贓挽損，一方面偵檢合力查封涉案資產，防止惡意轉移;一方面深化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與追贓挽損的協同效應，將退贓退賠作為“認罰”實質要件，全案認罪認罰的同時追贓挽損人民幣68萬余元。工作做法獲得商標權利人書面感謝，彰顯司法溫度。
案例15：范某等4人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案——以全面審查電子數據破解犯罪手段隱蔽難題
典型意義
（一）引導取證夯實證據基礎，破解犯罪手段隱蔽難題
被告人犯罪持續時間長，通過電商平臺銷售時存在“真假混賣”的情況，且銷售記錄中刻意隱蔽商品品牌，已銷售金額查證難度大。僅以在案扣押的商品鑒定價值認定犯罪事實會嚴重“失真”，檢察機關結合電商銷售特點，從通信流、資金流、寄遞流入手引導公安機關取證，調取了電商平臺銷售記錄、涉案手機通信記錄、資金流水、物流信息等證據，為準確認定涉案假冒商品的價值和全部犯罪金額筑牢基礎。
（二）細致梳理海量電子數據，全面準確認定犯罪事實
檢察機關綜合審查全案證據，確定被告人對侵權商品品名、品牌的描述規律，全面審查電子數據;鑒于需要結合聊天記錄中的商品截圖確認侵權商標，難以通過技術手段實現，檢察機關對六部手機七個通訊賬號中上百萬條聊天信息進行梳理，結合網絡平臺銷售記錄等甄別銷假記錄，最終認定違法所得人民幣140余萬元，指控犯罪事實被法院判決全部采納。
（三）依法平等保護涉外商標權利，助力優化法治化營商環境
本案中涉及的九個品牌均為涉外商標，檢察機關堅持依法平等保護，辦案過程中及時告知相關權利人訴訟權利，聽取其意見和訴求。通過座談交流等方式，提示權利人豐富發現侵權行為的途徑、提升維權意識，同時建議涉案電商平臺加強對商戶經營行為的監管，履行知識產權保護義務。
2025年各地知識產權典型案例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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