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北京知產法院發布了一件商標申請駁回復審行政糾紛案例，主要涉及到商標法第三十條的應用與判斷。筆者發現此案例的裁判思路與以往相比有一些變化，甚至是根本性的變化。基于此，本文通過分析商標申請駁回復審行政糾紛中適用商標法第三十條時所涉及到的問題，希望能為后續處理此類案件提供一些有益的方向指引。
案例詳情
01
訴爭商標系第58506547號“Zhongya Silicon及圖”商標，申請人為梁河縣中亞硅業有限公司(簡稱中亞硅業公司)。國家知識產權局認定訴爭商標與第53236183號“ZHUOYANG·G·M”及圖商標(簡稱引證商標)構成商標法第三十條所指使用在同一種或類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標情形，故決定訴爭商標在復審商品上的注冊申請予以駁回。
中亞硅業公司不服被訴決定向北京知識產權法院起訴，稱訴爭商標與引證商標在字母組成、呼叫、圖形部分、整體外觀、含義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不構成近似;雖然訴爭商標指定使用的商品與引證商標核定使用商品為工業用產品，所屬行業不同，在功能、用途、消費對象等方面均存在差異，不構成同一種或類似商品。且原告為國內知名企業，其名下僅申請注冊了訴爭商標這一枚標識，且指定使用商品與原告主營業務一致，故原告申請訴爭商標系出于真實使用目的，結合原告相關產品的知名度可以認定訴爭商標與引證商標在相關公眾中已經可以區分，不會造成混淆。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經審理認為：
第一，關于商品是否類似的判斷。雖然訴爭商標指定使用的半導體用硅等復審商品與引證商標核定使用的工業用石墨商品均屬于《類似商品和服務區分類表》中第1類第0101類似群組第二部分，但是，本案中，中亞硅業公司提交的證據材料能夠證明訴爭商標核定使用的半導體用硅等商品面對的購買者系具有一定專業知識的工業生產廠家，而且是大宗量購買，對于產品標識的通常具有較高注意力，與引證商標核定使用的工業用石墨商品屬于不同的購買群體。雖然訴爭商標指定使用的半導體用硅等復審商品與引證商標核定使用的工業用石墨商品在《類似商品和服務區分類表》中屬于同一類似群組，但是仍不能因此認為必然具有混淆可能性。
第二，關于標識近似性的判斷。訴爭商標由字母“Zhongya Silicon”及圖組成，圖形部分呈“L”和“7”的組合，背景顏色為白色，圖形部分為灰色;引證商標由字母“ZHUOYANG·G·M”及圖組成，背景顏色為黑色，圖形部分為白底黑色圖形，呈“L”和“7”的組合，其余部分為黑色背景，整體構成相近，但仍有一定區別。中亞硅業公司在訴訟階段提交的證據材料可以證明其在引證商標申請日之前已經對訴爭商標標識進行了持續的宣傳使用，訴爭商標經其使用已與其建立一定聯系。此外，中亞硅業公司提出訴爭商標的設計理念系源自于其公司名稱，字母部分“Zhongya”亦與公司名稱“中亞”具有一定對應關系，有其合理的來源，并非有攀附意圖。加之，中亞硅業公司名下僅有一枚申請商標，即本案訴爭商標，結合使用證據足以證明其申請注冊訴爭商標系出于真實使用目的，亦符合誠信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鼓勵其繼續誠信經營，訴爭商標亦應予核準注冊。因此，可以認定訴爭商標與引證商標共存不易使相關公眾對商品或者服務的來源產生混淆。
綜上，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判決撤銷被訴決定，并判令國家知識產權局重新做出決定。本案一審判決作出后，雙方當事人均未提出上訴，一審判決已經生效。
裁判思路的變化
02
北京知產法院認為：商標的本質在于使用，在認定訴爭商標是否構成商標法第三十條所指情形時不僅應當參照《類似商品和服務區分表》(簡稱區分表)確定，還應考慮訴爭商標的實際使用情況予以確定。
該案例中裁判思路有以下變化：
第一、考慮了訴爭商標的使用及知名度，認定商標不近似;
第二、反向突破區分表，認定商品不類似;
第三、一個案子中同時認定商標不近似，商品不類似;
第四、考慮了申請人遵守誠信原則的情況;
第五、考慮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上述變化之分析
03
1
復審行政訴訟中是否應該考慮訴爭商標知名度？
商標駁回理由可以分為絕對理由和相對理由兩類，本文只討論相對論理由駁回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20年修正)第十條規定：判斷商標是否近似，應當考慮請求保護注冊商標的顯著性和知名度。雖然此條款針對的是商標民事侵權案件，但其實在商標行政訴訟案件中也可以參考適用。因此理論上駁回復審訴訟案件應該考慮訴爭商標的知名度情況。但眾所周知，司法實踐中駁回復審行政訴訟歷來是不予考慮訴爭商標的使用及知名度情況。
在深圳市柏森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商標駁回復審訴訟案件中，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均沒有考慮訴爭商標的知名度情況。且最高人民法院對此問題進行了明示：關于商標駁回復審程序中是否應當考慮市場知名度。本院認為，商標駁回復審案件為單方程序，因此，引證商標持有人不可能作為訴訟主體參與到該程序中，有關引證商標知名度的證據因而在該程序中無法得以出示。在缺乏對申請商標，特別是引證商標進行充分舉證和辯論的情況下，商標知名度實際上無法予以考慮。否則，將有違程序的正當性。[1]
上述案件在2016年被列為中國法院50件典型知識產權案例之一，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9年頒布的《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審理指南》也印證了這一觀點，該指南中規定：商標申請駁回復審行政案件中，訴爭商標與引證商標是否近似，主要根據訴爭商標標志與引證商標標志近似程度等因素進行認定。訴爭商標的知名度可以不予考慮。[2]結合筆者的從業經歷，就目前而言，最高人民法院的觀點仍然占據主流，并會繼續影響著此類案件的審判思路。
本文開篇案例中，筆者認為北京知產法院的觀點更靈活、更具有合理性。商標的靈魂在于使用，沒有被實際使用的商標僅僅只是一個符號，無法起到商標應有的識別作用。我國的商標法修改、各類規范性文件、制度的出臺等等最終目的只有一個，即促進商標的使用，這也與商標法的立法目的相一致。與商標有關的一切都應該圍繞著“使用”來討論。在駁回復審訴訟中，對于申請人來說，能夠堅持走到訴訟程序的都是十分重要的商標，多數已經投入使用甚至具有了一定知名度。在與引證商標非相同商標的情形下，這種使用行為帶來的效果或許已經足以使申請商標與引證商標相區分。此時，一味堅持駁回復審屬于單方程序，引證商標持有人不可能作為訴訟主體參與到該程序中，未免顯得有些偏頗。在無法舉證證明必然混淆時，倒不如將商標流入市場，在生產經營活動中，對商標是否會造成混淆誤認進行實際檢驗。
且商標駁回復審成功并不代表商標當然核準注冊，如引證商標權利人認為與自己的在先商標近似，后續可以提出異議、無效宣告、訴訟等措施。商標權本質屬于私權，如在先權利人自己在后續程序中沒有積極主張權利，可視為對商標共存可能帶來混淆誤認后果的忽視或接受。刑法上的“寬嚴相濟”政策，用在商標行政訴訟案件中也未嘗不可，或許這種“適當的寬”能夠給申請人帶來強有力的法律支持，使申請人創造出更好的企業效益，進而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發展。
2
駁回復審行政訴訟中反向突破區分表的條件
關于《區分表》的作用，總結起來主要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為堅持個案認定說，該說認為，《區分表》的分類是從商品專業分析角度做出的，與日常生活有距離，分類有交叉，且其陳列的商品或服務種類難以涵蓋現實生活中所有的商品或服務種類，因此《分類表》并不具有法律推定效力，不足為據。第二種觀點為《區分表》優先說，該說認為，由于《區分表》本身所具有的公開性、一致性、穩定性等特點，決定了其仍是判定商品/服務類似的基本原則。無論是在商標授權確權案件還是在商標侵權案件審理實踐中，應以適用《類似商品和服務區分表》為原則，以個案調整為例外，個案中的突破對其他案件并不具有普適性。第三種觀點為《區分表》參考說，該說認為，《區分表》具有參考價值，但具體判斷要結合相關公眾對商品或服務的認識綜合考慮。[3]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20年修正)第十二條規定：認定商品或者服務是否類似，應當以相關公眾對商品或者服務的一般認識綜合判斷;《商標注冊用商品和服務國際分類表》《類似商品和服務區分表》可以作為判斷類似商品或者服務的參考。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9年頒布的《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審理指南》規定：商標申請駁回復審行政案件中，一般應以案件審理時的《類似商品和服務區分表》作為判斷構成類似商品或者服務的依據。商標不予注冊復審、商標權無效宣告請求行政案件中，案件審理時的《類似商品和服務區分表》可以作為判斷構成類似商品或者服務的參考。[4]
可見，不同的程序中區分表的作用亦不同，在商標注冊申請和駁回復審等單方程序中，為了兼顧效率和公平原則，基本不會突破區分表。此時遵循大致相同的、相對穩定的判斷標準，有利于穩定注冊秩序，保持審理標準的相對一致性。[5]在異議、無效宣告等雙方程序中，根據雙方當事人的舉證情況，如有必要，可以突破區分表。此時在保持審理標準相對一致性的同時，亦有利于實現個案公平。
需要注意，以上論述基本是關于正向突破區分表的情形，即區分表中規定相類似的商品或服務在個案中被認定為不類似。本文開篇案例恰恰相反，訴爭商標指定使用的復審商品與引證商標核定使用的商品依據區分表屬于類似商品。但法院認為，商品購買者、購買方式、購買時的注意力等均有不同，不能因為區分表規定類似就認為商品之間必然具有混淆可能性。
在“SURPAC”商標駁回復審行政訴訟案中，法院認為訴爭商標指定使用商品的消費者通常為與礦產行業相關的單位，使用者通常為礦山企業的專業技術人員或相關研究人員，其消費者及使用者在選購、使用相關商品時亦會具有更高的注意力，不易將訴爭商標指定使用的商品與引證商標指定使用的商品相混淆，故認定訴爭商標與引證商標指定使用的商品不構成類似商品。[6]
從這兩個案例可以看出，反向突破區分表時，商品所處于的行業多數為特殊行業，專業性較強。購買對象、購買時的注意力和普通商品區別明顯。所以在實務中，如果想要反向突破區分表，應該朝這個方向努力，并提供相應的證據。
3
有無必要在同一案件中同時認定商標不近似，商品不類似？
在適用商標法第三十條時主要考慮“商標是否近似”和“商品服務是否類似”兩個問題。在駁回復審行政訴訟中，很難針對這兩個問題進行反駁并成功。國家知識產權局 2022 年度報告中指出：2022年，不服商標評審機構作出的行政裁決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的案件共 2.2 萬件，商標評審案件敗訴率為 5.7%。[7]
可以看出商標行政訴訟成功率極低，除去情勢變更等情形，商標申請人涉及商標法第三十條的訴訟成功率應該不足1%，筆者從業十幾年，鮮見此類案例。但在開篇案例中，法院不僅推翻了評審裁定，而且同時認定商標不近似，商品不類似。按照一般邏輯，兩個問題中否定其中一個即可推翻評審裁定。本案中，申請商標ZHonGYA SILICON含義是中亞硅業，引證商標ZHUOYANG含義是卓揚工貿，含義有明顯區別，判決中據此認定商標不近似即可，因為區分表在駁回復審案件中仍然具有重要參考作用，在有其他選項可選的情況下，突破區分表要采取審慎態度。
另，商標局每年度會與三級法院召開商標授權確權業務研討會，對于敗訴的案例會進行分析總結，敗訴案例可能會導致商標審查標準的些許變化。故對于敗訴的案件，國知局原則上均會提出上訴。但本案一審判決作出后，雙方當事人均未提出上訴，一審判決已經生效。在一個案件中兩方面同時否定評審裁定且國知局沒有上訴，這也是筆者十分疑惑不解的地方。
4
是否有必要考慮申請人誠信情況以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駁回復審訴訟屬于單方程序，其實只需考慮商標的近似性程度以及商品服務的類似程度即可，申請人名下商標申請數量、種類、意圖等一般不會被考慮。在本案中，法院認為訴爭商標來源于公司名稱，有合理來源、無攀附意圖;申請人名下僅有這一枚商標，有真實使用目的，亦符合誠信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一系列的表述也許只是因為發現如果這枚商標不予核準注冊，申請人將處于無商標可用的尷尬境地。
當然，誠信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每個人都應該遵守的，我們不應該對此有所期許，或許我們以后需要告訴商標申請人“但行好事，莫問前程”。
統一法律適用，規范裁量權行使，是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尊嚴權威的必然要求。此案對于商標法第三十條的應用與判斷出現了新的觀點與思路，這些新的變化屬于個案還是會普遍性適用，仍然有待于持續觀察。也許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在362號裁定中所說：我們不愿意看到，單方程序中有關商標標識近似的判斷標準被所謂的個案審查所消解。有關裁判標準的進一步明晰，有利于引導商標注冊申請的規范化、誠信化，確保商標法立法目的的實現。
注釋：
[1]參見(2016)最高法行申362號行政裁定書。
[2] 參見《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審理指南》15.3.
[3] 杜穎：《商標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38頁。
[4] 參見《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審理指南》15.13.
[5] 臧寶清：商標案件中《類似商品和服務區分表》的作用。
[6] (2016)京行終3453號判決書。
[7] 參見國家知識產權局 2022 年度報告，第21頁。
(原標題：從近期司法案例看《商標法》第三十條適用條件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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